馮小剛:我和主旋律沒有利益關系
【先鋒語錄】
★我永遠不會像有些導演,以藝術的名義自絕于人民。
★這是個人們都忘得很快的年代,那我們就活在當下吧。
★創作是自然的分娩,不是說今兒晚上咱倆就得懷孕,這是很難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白瀛、楊梅菊發自北京 《唐山大地震》北京首映,來了近三百家媒體,長槍短炮密密匝匝,閃光燈噼里啪啦簡直睜不開眼睛,馮小剛疑心自己走進兩會會場,很是受寵若驚,謙卑極了,“第一次見這么大場面”。下面就笑了,都和馮導交過手,知道他說話也就“聽一舒服”。況且,他的自謙,怎么聽都有股一雪前恥的揚眉吐氣。
2006年,馮小剛拍了《夜宴》。他說:“這是個勢利的社會,你跟它較不過這勁來。”
2007年,馮小剛拍了《集結號》。他說:“電影就是這社會的一段盲腸。”
2008年,馮小剛拍了《非誠勿擾》,他說,其實就給觀眾的一針麻藥。
他也曾說,在中國電影的叢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而是一頭饑餓的狼。
如今,他拍了主流片《唐山大地震》,沖刺5億票房,卻明顯乖順許多,看上去也不再饑餓。
與意思比有意義重要
馮小剛說,他是個極愛動感情的人。體現在《唐山大地震》里,便是眼淚,眼淚,怎么也擦不干的眼淚。據說,影片最高的一個高潮,徐帆給張靜初下跪的那段,就拍了三天,馮小剛從監視器后面出來說戲的時候,眼睛都是紅的——他把自己先感動了。
《國際先驅導報》:你在片場眼圈經常是紅的?
馮小剛:不光我,演員們都是。因為一開始一直在人物的狀態里。徐帆說,咱們就把道歉的戲放在最后拍,也不要拍好多遍,畢竟第一遍才是最發自內心的。所以我就多擺了幾臺機子,說一遍就過。張靜初站在那兒,我原來跟她說,盡管決定推開回家的門,但是走進家的時候,看到母親的時候,你真的就是原諒了嗎?你看到母親,但是心還涼著呢,你還想要問問她,還想說你為什么不要我,這個問題折磨了你幾十年,所以母親說我給你道個歉的時候,你回過頭來,鏡頭慢慢轉過來,你不用有任何的表示,你看她說什么。可是徐帆真的“啪”往下一跪,那番話一說出來以后,我在監視器后邊,哎呦,就能感覺到,哇,所有的人,全都……就看著張靜初,不由自主地被這番話給拽過來,攝像機就跟著,跟著,張靜初就走過來,跪在面前。其實在之前,靜初一直在問,我該怎么樣,才能原諒拋棄過自己的母親?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我,困擾著編劇,但是當母親的一番話說出來之后,一下就感覺這個問題不是問題,它就應了那句“親人永遠是親人”,這個冰山“啪”——就融化了。這就是血緣的力量。
Q:你對于這部電影的個人感受?
A:挺暖的,拍的是苦難,但不是說我就寒了心了。災難把人性逼到這么灰暗的角落,這么一個絕境,親情被撕裂,整個電影看完了拍完了,我覺得是暖的,其實整部電影一直在修復被撕裂的親情,我是懷著特別大的善良的愿望在拍災難,在拍這部電影,做這樣一個事兒,我覺得特別舒服,溫暖。
Q:這部電影,你的終極表達是什么?
A:可以這么說,我認為有意思比有意義對我來說還重要。這個電影觀眾看完了,別人問他怎么樣,他說有意思,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評價。我們生活中接觸,咱們倆認識了,別人問我他怎么樣,我說他挺有意思的,是一個有意思的人,我覺得這是我對這個人非常好的評價。
其實這部電影就是在說老理兒:親人永遠是親人。
植入廣告:我不是利欲熏心
Q:既然強調親情,為何要植入廣告?
A:人置身于一個環節,必須以服從規則為前提,我以前也說,自己為廣告的事兒拍過桌子,現在看來別人以為我講段子,說我變了。我是變了,但不是利欲熏心,而是認識到,再怎么抗爭,你抗爭不過規則。我也說那廣告部小姑娘淚眼汪汪你忍心她失業?我只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把廣告降到最少拍得最自然。
Q:那你一直強調的票房呢?
A:其實我說票房,并不是在說錢,我早過了滿眼是錢的時候,而是因為,這是最直觀最通俗的衡量標準。如果說這個社會,口碑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衡量標準,那我肯定就喊,我希望口碑達到九點九(滿分十分)。
另外,既然唐山出了一半的投資,我當時也跟中軍、中磊說,這事也不能做一個商業上的選擇,我懷著最大的誠意去拍這個電影,出來的市場是什么結果,那取決于觀眾,因此你們也要有不惜賠錢的準備,他們也同意了。當然我現在拼命地喊五億票房,其實我的想法就是說,五億票房就證明觀影人次得在兩千萬以上,(我希望)更多的人去看這個電影。
Q:這兩年主旋律電影其實是在走商業化道路?
A:我沒有把它當主旋律來拍。因為有的時候說,經常是有一個重要的節慶,我們習慣了要抓創。其實我覺得創作是自然的分娩,不是說今兒晚上咱倆就得懷孕,這是很難的。其實小說我看了,在唐山電影局找我之前,我看了這個小說就挺想把它拍完的,但是我覺得投資太大了,當時想有點不現實。所以我早就懷上它了,然后趕上唐山有這么一個想法,我就借腹生子。
拍這么一個電影真是挺有誠意的,是不是主旋律,對我來說,我不用拿這個評職稱。國營電影廠的人很不一樣,拍一個這種的得了獎,解決職稱,解決房子,我不用考慮這個。我跟主旋律之間沒有利益關系,如果我說我拍的這是主旋律,那只是我一種很自然的事。
我和觀眾之間有個通道
Q:其實《余震》這個題目似乎更符合這部電影。
A:當然從電影本身來講,是《余震》更合適,但是從影片的起意來講,是唐山政府投資一半,他們希望能夠有唐山這兩個字,還是唐山大地震,另外我覺得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本身的內容。實際上電影拍的是困境,母女陷入巨大的困境,每個觀眾現在內心深處都有大大小小的困境,我也會有,我相信你也會有,你的生活、壓力、種種,所以,當電影的困境被解決的時候,觀眾的內心會有一種釋放,看劇本還是看小說的時候,我都有這樣一種信心,足夠引起觀眾內心深處的觸動,現在看,已經達到這個效果。
Q:可能有人會說,通常從文藝批評的角度來說,一個困境被這么輕易地解決掉的時候,作品會流于浮淺?
A:但是我的個性,還是期待著他們能夠從困境里走出來。拍這么一個電影還不能機關算計,我覺得就是要憑著自己的感性、直覺。李元妮這一家人承受的苦難已經是太大了,所以我本意上還是希望最后他們能夠走出困境,就是說大家看完了會哭,但是哭完了還是對生活抱有一些希望,這就是本能的一個愿望,所以這個電影的結尾,我跟小衛(編劇)說,一定要有母女的重逢、諒解。
Q:情緒的宣泄可能是一種表達,但是電影本身是否應有更高的期待?
A:這話聽著就矯情,真的,這樣想的人和我肯定不是一路人。我永遠不會像有些導演,以藝術的名義自絕于人民。相反,我覺得我和觀眾之間有個通道,這個通道很暢通,其實就是情感。我當了導演就比你層次高、就比你認識深刻,就比你優越?這是扯淡。你有這個想法就是膚淺。
不需要炒作,只是容易憤怒
Q:你的夢想就是有生之年拍《溫故1942》,《集結號》里面有那么一點影子,《唐山大地震》是講災難,就目前情況看,《溫》可以實現多少了?
A:它們其實都是講民族的心靈史、災難史,唐山大地震是天災,1942是人禍,目前來看,拍天災可以,人禍是有難度的。
Q:這個難度是外在的還是來自于你個人?
A:拍人禍,我本人沒有問題。通過上有問題。環境上有問題。我以前說過,原來中國電影環境一直是在一步步變寬變寬,后來到《色·戒》就一下子收緊了,從窄道變成鋼絲了。現在……還是在逐漸改善吧,現在的電影局領導那邊,(張)宏森本身就是寫東西、寫劇本出身,他也比較了解創作人員的訴求,只不過我們現在都在一個比較大的意識形態底下,不要說我們,其實你們搞文字的也都是一樣,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整個來說,我覺得時代還是在進步,環境肯定不是越來越緊,而是越來越松。肯定不是說能跑起來,而是小步小步地走,有時候,過分較勁,也未必好。
Q:退休之后人們再說起馮小剛,你希望他們記得什么?
A:他們應該都忘了吧,這是個人們都忘得很快的年代。剛粉碎“四人幫”那會兒,一批導演拍了那么一批家喻戶曉的電影,給人心造成了多大的震撼啊,可到今天就是給忘了。電影不是一個真正要留住的東西,那我們就活在當下吧,影片的生命力就活在當下就夠了。不要一百年,只要二十年,就給忘光了。
Q:你以前好像不是這么淡然?
A:那時候不是年輕嘛,況且當時電影的大市場是買他們的賬,像咱這種野孩子沒地兒撒歡兒你又進不了象牙塔啊。這么多年了,沒有一回大家會看好我的電影,可每一回,觀眾都給我撐場子。中國導演里,我不覺得還有誰像我一樣,票房上沒有敗過一回。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就是賣出10個億,也不行。在電影圈里,我兩頭都不占:第一不是世家出身;第二不是電影學院出來的人。看看這么多年他們給我定的調——“沒天分的人”。后來我也是逆風飛揚逆流而上,才在市場和票房上殺出一條血路。別人說我沒天分,我認了,瞧不上我,我當年著急委屈,現在沒心思在乎,其實大家各有各該走的路,有些人就適合野路子,有些人還是待在象牙塔里靠譜兒。每個民族,都會有這么兩三位爺,國家再窮也得養著。其實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環。是哪個林子里的鳥就踏踏實實地在哪塊林子里棲著,飛出去玩一圈,臨了還得落回來。
Q:你也是真性情的,很多人覺得你放炮炒作。
A:其實我是這樣說,我不需要再炒作了,我事兒實在太多了。其實我就想講一理。有時候講理的時候沒有采取一個心平氣和的方式。我會說著說著比較急,當我覺得對方不跟我講理的時候,我比較容易憤怒,因為你一不講理,會把我身上比較混蛋的東西勾出來,但大多數時候其實我不希望這樣,我就希望咱大家坐在這兒,你把這道理說得我心服口服了。其實當一個人指責你的時候,有兩種,一種沒有太大的惡意,還有一種憋著壞,起碼這個我分得清楚,前者我愿意傾聽,因為對我是有好處的。但是你千萬別想著對我使壞,因為你可能發現我比你還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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