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 柯樂山:何為“世界倫理”的文明基礎?
中新社北京4月11日電 題:柯樂山:何為“世界倫理”的文明基礎?
中新社記者 羅海兵 史元豐
著名漢學家孔漢思(Hans kung)曾提出“世界倫理”理論,認為“沒有基于全球倫理標準的國際關系新范式,就沒有全球的和平與正義”。2021年孔漢思去世,有關世界倫理的討論進入新的轉型和定位?!笆澜鐐惱怼钡奈拿骰A是什么?中國儒學能為世界提供哪些智慧?
日前,德國習里德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柯樂山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沒有以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文化傳統為基礎的世界倫理,也沒有以儒學為基礎的世界倫理,只有平等對話才是“世界倫理”的文明基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曾在中國留學,研究精神人文主義,中國儒學如何吸引到你并產生興趣?包括你在內的西方漢學學者在學習、傳播中國儒學過程中,是否受母語屏障影響?
柯樂山:我畢業于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哲學系。曾上過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課程,因翻譯淺顯,這門課程略顯無味,讓我誤以為中國精神傳統沒有現代價值。
后來我在歐洲學習比較文學,決定在博士之前學習一種非歐洲語言。那時(2008年)我的新西蘭朋友剛好在臺北工作,于是我決定去找他,希望兩年后自己可以看懂中文文章,并做跟中華文化有關的比較文學博士研究。
學習中,我結識了臺北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馬愷之(Kai Marchal),他是一位德國人。他送給我一本牟宗三的《中國哲學的特質》,打破了中國哲學給我留下的淺顯印象,讓我開始對中國哲學的本質有所把握,引起我對中國學問的正視與敬意,也懊惱自己此前對現代儒家思想的忽視。思其原因,母語屏障是其中之一。關于中國哲學好的譯著不多,后來我翻譯唐君毅(現代新儒家代表)的作品時也有相同發現,想翻好很難。
2016年,我認識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時也發現,杜先生并不翻譯自己的作品,或直接用中文寫作,或直接用英文寫作。說服我進入“儒家世界”的是杜先生的英文寫法,他讓英文讀者了解儒家精神的貢獻。
中新社記者:除了語言之外,儒學傳播還有哪些障礙?
柯樂山:有兩大障礙。一個在中國國內。文明對話不是強迫對方尊重你的態度,而是先具備自我批評的勇氣。近200年來西方國家的確沒有體現這種精神,他們一直鄙視中國文化,常常也鄙視中華民族,認為自己的文化才是全人類的未來。21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被全世界關注、尊重。同理,中國也應有公開批評自己的勇氣。
然而,更大的問題來自中國以外。大部分非東亞的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毫無概念。甚至在西方精英大學里,聽說過孟子的人不到百分之五,知道朱熹、王陽明等宋明理學家的更少,恐怕只有漢學系畢業的人才有所了解。中國對世界的態度卻不一樣,蘇格拉底、莎士比亞、達·芬奇等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不僅在世界聞名,在中國也耳熟能詳,這是100多年“中體西用”文化政策的間接結果。儒家傳統不只在中國有未來,對世界也有所裨益。基于國家利益,西方早晚會出現“西體中用”,但這并非為了個人的精神發展,不算真正意義的文明對話。
網絡時代原則上可以慢慢克服跨文化溝通的困難。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責任去體現儒家傳統的對話精神。西方世界的責任更大,要從零開始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但這個過程還沒有開始,在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很難想象民眾會去吸收中國文化。西方國家早晚會認識到——他們沒有選擇,一定要讓下一代學習中文與中國思想史。
中新社記者:你如何理解中西文化之間的多元性?實現真正的文明對話需要克服哪些共生問題?
柯樂山:除了語言之外,最大的障礙是“列寧”問題。
大部分西方人看中國時感受不到一個有人文性的“后列寧時代”國家。在新冷戰思維下,大部分外國人懷疑中國的“國學”現象是一種新的文化領域的列寧主義,被工具化、武器化。
西方原則上跟韓國、日本對話沒有問題,所以不是東西問題,也不是儒家文化圈問題,而是“列寧”問題。很多西方人因此無知地攻擊中國,不是因為反對中國,也不是不欣賞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全面發展,而是根本不相信任何以列寧為代表的“一黨制”。世界可以跟孔子平等對話,但跟列寧沒有任何對話的可能性,只有國家利益與疑心。
同樣,中國人看西方所謂“民主”國家的殖民和帝國歷史,可能更不容易相信,但至少近十幾年來西方開始認真反思。所謂“覺醒(woke)運動”有一些夸張、危險的特色,但反思自己的特權與文化犯罪并無不妥。
中新社記者:知名漢學家孔漢思曾提出“世界倫理”理論,認為“沒有基于全球倫理標準的國際關系新范式,就沒有全球的和平與正義”。如何定義世界倫理標準?
柯樂山:世界倫理超越國家,是同時以包括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文明在內的不同具體文明為基礎的一個跨文化概念。嚴格來講,沒有以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文化傳統為基礎的世界倫理,也沒有以儒學為基礎的世界倫理,只有平等對話才是“世界倫理”的文明基礎。每種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暗淡時光,也有啟發個人精神發展的偉大時刻,都對世界倫理、世界文化和世界精神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世界很大,不同的文化傳統可從各自具體的出發點匯入世界文化長河,但不應忘記自己的來源,也不應假裝自己的來源比世界文化長河更偉大。每個人只能以其獨一無二的文化教育背景為基礎去跟世界認真對話,做出對世界文化無可替代的貢獻。
中新社記者:在未來中西對話、文明互鑒中,中國儒學能為解決世界課題提供哪些智慧?
柯樂山:西方啟蒙文化帶來的成果,包括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等,共同促進了全人類最近200年的發展進步,但這不代表它們都百分百受歡迎。
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等啟蒙文化都有自身的缺點,西方現代文化中很多重要的批評家都強調過這些缺點,但儒家傳統可以幫助全人類從不同角度作出反思。超越工具理性的人文傳統在不同文明都存在,也包括現代西方文明,但中國傳統中的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看不懂漢字,只靠翻譯當然不容易把握其特殊性,但每個世界公民至少應該去閱讀《論語》等關鍵文本的佳譯本,了解儒家思想史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尚未認識到對中國的了解太少,在此情況下,難以跟現代中國文明對話。(完)
受訪者簡介:
柯樂山(JonathanKeir),新西蘭人,1982年出生,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博士后,德國習里德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任教于德國圖賓根大學,曾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員(2018-2020)。代表作有《一日四種人文主義》(英文,2021)、《北京頌》(英文,2020)、《從全球倫理到世界精神?》(英文,2018)等,近期主要研究人文心理學家埃里希·弗洛姆的全球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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