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述文字系《彭胡子掉書袋》專欄的開篇之作。該專欄為著名作家彭國梁先生(圈內有“彭胡子”的美稱)的個人專欄，以“人和書”為談論對象，內容涉及文壇掌故、名人舊事、書人書話、逸事鉤沉等，力求呈現湖湘特色，在考據之中不失文風的輕松活潑，在知識性的介紹中蘊含思想的鋒芒，具有真見解、真性情。彭先生以“書蟲”自謔，藏書至富，讀書至夥，著述甚豐，編輯百人侃叢書多種，出版《長沙沙水水無沙》、《書蟲日記》多種，筆墨平實練達、謹嚴疏暢，兼得作家與學者之長，深受讀者喜愛。

　　近日，至原長沙市劇協主席鐘黔寧先生家聊天。聊到詩。鐘先生說，他至今還珍藏著一封一九六○年郭沫若先生給他寫的回信。說罷，只見他走進書房，拿出來一本發了黃的一九五九年四月號的《詩刊》。他把《詩刊》輕輕翻開，小心翼翼地取出來那一封他珍藏了四十八年的信。信曰：

　　黔寧同志：

　　您的詩和《胡笳十八拍》試譯接到了。

　　詩讀了兩首，稍微改了些字句，供您參考。試譯也改了幾句。

　　您的詩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打磨。詩既有韻腳，有時突然失去韻腳是不熨帖的。用詞要有選擇，要使詩的意境成為一個完整的世界。

　　小畫兩張，學得相當像，頗有趣。

　　敬禮！

　　郭沫若

　　一九六○、三、八

　　詩件附還

　　鐘黔寧先生少年得志，一九五七年他還在長沙市一中讀高二時，就在當時《湖南文學》的前身《新苗》雜志上發表了一首五百四十多行的長篇敘事詩，題為《花姐與青郎》，得稿費一百六十八元。那可是一筆大數目，兩年的學雜費加伙食費都夠了，當時他們每月的伙食費為九元。鐘先生說，那時他還和幾位同學一道發起成立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文學社團——蓓蕾文學社，還創辦了油印的雜志《蓓蕾》，輔導老師便是有名的詩人、學識淵博的彭靖先生。

　　然而，也就是因了“蓓蕾文學社”的緣故，高中畢業后，他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的權力，被下放至長沙縣的跳馬公社參加勞動。在那特殊的年代，好多的事都是沒有什么道理可講的。

　　鐘先生說，那時候還不到二十歲，寫詩正寫到發瘋發狂的份上。而且，他又非常幸運，一九五九年四月號的《詩刊》，一下子發表了他八首詩，總題為《初升的太陽》；同年八月號的《詩刊》，又發表了他的兩首《桐子花開的時候》和《火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給時在中國科學院的郭沫若先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還附寄了新創作的一首百余行的新詩《太陽出來了》和試譯的一首古詩《胡笳十八拍》。新詩的前面一部分是押韻的，可寫到后來，因受艾青詩的影響，便越來越自由體了。韻也不押了。因此，郭沫若先生在回信中便有“詩既有韻腳，有時突然失去韻腳是不熨帖的”之句。遺憾的是，這首詩的原稿在“文革”中不幸遺失，上面有郭沫若先生修改過的好幾處筆跡。

　　《胡笳十八拍》的試譯還在，那是寫在一個小筆記本上的。鐘黔寧先生把那本子翻開給我看，其中有三句是郭沫若先生親筆改動過的。其一，原句為：我降生時國家還勉強得到治理。郭改為：我降生時天下還算太平無事。其二，原句為：降生后漢朝的天下卻一敗涂地。郭改為：我降生后漢朝的江山便已破碎支離。其三，原句為：兩國和好啊再不交戰。郭改為：兩國和好啊不再動干戈。又，小畫兩張，系鐘先生的仿作。一仿齊白石的蝦；一仿徐悲鴻的馬。

　　鐘黔寧先生說，他當時給郭沫若先生寫信，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寫的，沒想到信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回信，當時的那一份感動和興奮是難以形容的。而且，信中還用了一個“您”字，鐘黔寧先生那時還只有十九歲，他說，當時他的臉上肯定是發燒發熱的。

　　現在，我征得鐘黔寧先生的同意，將郭沫若先生這封極富史料價值的回信首次公開發表，并作以上說明，我以為，這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而言，想必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資料吧。

　　作者：彭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