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國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吳書•周瑜傳》及《江表傳》的精彩述說，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只談長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蓋緣曹軍所據(jù)西北，無疑為長江上游。“大江東流”之勢能，在水戰(zhàn)之中可否忽略不計？是否可與“東南風急”之動能對等抵銷？筆者不是船舶專家，不能妄下定評。但《吳書》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雖言順風，卻不順水，故必須逆流而上。如不考慮成熟的錨碇技術(shù)以及風帆問題，則長江水域能否進行如此規(guī)模的水上決戰(zhàn)，實可懷疑。即以今日技術(shù)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機動船只在長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達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傳》中出現(xiàn)了一句“中江舉帆”，為《三國志》原文所無。按《江表傳》為晉人虞溥所著，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但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兒子虞勃渡江，才獻給晉元帝司馬睿(276～322),藏諸東晉秘府的。 如以東晉政權(quán)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論，已距“赤壁之戰(zhàn)”(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陳壽(233—297)編《三國志》(約從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開始)也有三十馀年。所敘既非親見，亦非可能訪于親歷之人。從介紹虞溥善文章詞賦特點看來，“中江舉帆”一語應(yīng)當是“以意補之”，同時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飾潤色的可能。蓋緣帆以風為動力，于是“東南風急”成為文學(xué)想象中東吳船艦所以能夠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動力來源。而後世所以增飾諸葛亮“借東風”，凸顯他的“神機妙算”，其實不過是突出此戰(zhàn)關(guān)鍵的“能源專家”。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補苴罅漏的地方，也為後世小說戲曲鋪張此事增添了依據(jù)。可惜如果引入中國科技史的歷史考察，就會遭遇到麻煩。

　　又《吳書•吳主傳二》引《江表傳》曰：

　　“權(quán)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quán)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zhuǎn)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quán)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quán)于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fù)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孫權(quán)所乘為帆船，則逆風“大盛”，須急落帆，而非逆風行船，或者掉頭回返，其理至明。則知當時孫權(quán)所乘之船，動力源亦為櫓篙之類。

　　大約讀慣了“孤帆遠影碧空盡”、“沉舟側(cè)畔千帆過”、“過盡千帆皆不是”之類詩詞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國“自古有之”視為當然。其實在科技史上這還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有論者言：

　　“我國發(fā)明帆的時間，現(xiàn)在已無法知道了，但是我國使用帆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遺留下來的甲骨文中，就經(jīng)常能夠發(fā)現(xiàn)帆的文字，這些文字寫作Ⅱ、丹等形狀，好象張開的帆。從甲骨文關(guān)于帆字的字樣，我們可以推測早期的帆是屬于固定裝置的方形帆。固定裝置的方形帆制作簡單，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從船尾方向吹來的風，就是順風。”

　　這倒正類黃蓋所率趁“東南風急”火燒曹營使用的帆船。可惜語焉不詳，并沒有提供進一步實物圖形甚至文字的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