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作家張平就任山西省副省長、鐵凝就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之后,又一位知名作家因戴上“官帽”而備受社會關注,他,就是馮驥才。去年底,這位中國“個子最高的作家”被聘為國務院參事,成為決策層的高級智囊。與此同時,馮驥才又榮膺“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這一系列榮譽集為一身,決非偶然。
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來,在推進中國文化發展進程中,“馮驥才”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名字。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搶救天津老街開始,馮驥才毅然走出書齋,為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竭力奔走呼吁,近十年來,馮驥才完成了從一位作家到一位文化遺產保護守望者的轉型,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標志性人物。這種轉型的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心路歷程?
“知識分子應對生活有矯正功能”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怎樣看待“國務院參事”這個頭銜?
馮驥才(以下簡稱“馮”):國務院參事是在政府內部,以個人身份參與國家一些大的決策性的、戰略性的問題的確認、確定,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它們會以“直通車”的方式讓很高層面的決策層聽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很珍惜這個權利。
記:作為迄今當選的唯一一位作家,這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馮:這等于給了知識分子一條特別好的通道,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說明國家越來越重視知識界的聲音,注意到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我很榮幸能代表知識分子來說這個話。
記:您覺得,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最大功能是什么?
馮:知識分子應對生活有矯正功能。當社會迷惘的時候,知識分子應該先清醒,就像魯迅一樣。當整個社會過于功利的時候,我們要給生活一些夢想。
記:走上文化遺產搶救保護這條路,也是因為一種責任感?
馮:對。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各地開始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我發現很多生活中熟悉的東西開始消失了。一個城市不能沒有記憶。我開始重視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重視城市文化、城市個性保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開始注意到非物質文化的消亡,強烈感覺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因子越來越少,很多文化轉瞬間就沒了,于是漸漸開始關注和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我們這代文化人有個特點,從年輕時起就一直跟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20多歲經歷了“文革”,伴隨著國家的歡樂、痛苦,一直走到今天,天生地、天經地義地有一種責任感,不是別人強加的。
我特別喜歡古代關于責任的一個詞,叫“舍我其誰”。我們這代作家都有很強的社會良心,都有這樣一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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