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在終于完成60萬字的長篇小說《命運》的一刻，由于連續高燒不退，幾乎進入虛脫狀態，但他仍拿起筆在書的封底寫下這樣一句話：“深圳的命運也是中國的命運，中國的命運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命運》這部被作者稱為“舉畢生之功力完成的”長篇巨著，獲得了預想的成功，首次印刷10萬冊，書店已很難買到；以它為藍本的同名電視劇吸引了李雪健、祝希娟、高明等一批藝術家傾心演繹，目前已經殺青，即將作為中宣部列入的重點片獻給2009年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和共和國誕辰60周年。《命運》值得期待，是因為作者在此之前的《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和《高緯度戰栗》等作品給人們帶來的震撼。和這樣一位“深度”作家長談，傾聽他對命運、人生的追索與解讀，他執著得近乎悲壯的人生也讓我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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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歲下鄉,15歲當上山村“小先生”

　　10歲那年，陸天明的父親因為肺癆病去世。身為家中長子的陸天明從此結束童年，迅速成人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再沒有過無憂無慮的生活”，感覺自己“再也沒有年輕過”。

　　他完成的第一件“壯舉”就是獨自帶領兩個年幼的妹妹從蘇北老家去看望在上海工作的母親。那得先走上8公里的土路到船碼頭，再坐六七個小時的輪船才能到上海。很難想象一個只有十歲的孩子是如何完成這一切。全家都到了上海，搬到一個近似貧民窟的弄堂里，兄妹四人靠母親一個人微薄的工資生活。五口人擠在一個不足13平方米的房間。板壁的房子，隔壁打個噴嚏都聽得到。門前原先就是一條“龍須溝”似的臭水溝，解放后才填平。許多年后回到那個弄堂的陸天明無法想象自己早年竟然生活在如此擁擠窘迫的地方。但在當時，已經開始作家夢的少年卻渾然不覺環境的艱苦。他參加了上海市少年宮文學小組。讀了很多詩，也開始寫詩。火熱的時代氛圍激蕩著少年易感的心。

　　當時正號召廣大青年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年僅14歲的陸天明做出了人生第一個重要選擇：他要落戶到安徽做農民。剛失去丈夫沒幾年的母親當然不會愿意讓自己的長子去山區當什么農民。他就每天在她枕頭下塞一封信，寫上許多美麗的大道理和激情的保證，最終憑一份稚嫩的執著征服了母親。上級規定，年滿十六周歲才能報名，他就偷出戶口本，到派出所去將年齡改為16歲。終于成為當年上海最小的一名下鄉青年。陸天明回憶道：“那時候就是很簡單的理想，就是要為祖國奉獻；也是想在更廣闊的火熱生活中去獲取人生體驗，將來當個好的詩人，作家。”

　　陸天明的性格可以說有點“一根筋”，想干什么就去干，從來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第一次遠離家鄉的他只覺得到了廣闊天地，住到農民家里，馬上開始勞動：插秧，進深山采野茶，熬夜做茶，挑礦石，打夯修水庫……第二年，又調到山溝溝里當上了小學教師。整個學校就只有他這名15歲的小先生，每堂課都要同時給四個年級的學生上課，無師自通地開始一板一眼地教課，竟然成為當年蕪湖地區的模范語文教師。后來又到一個茶林場當了小學高年級班的老師。當時班上很多女同學的年紀都比這個小老師要大。她們便自覺承擔起照顧小先生的責任。每天早晨，陸天明的窗臺就會出現一塊土布包著的干糧，里面還會夾上幾塊咸菜，而陸天明卻從來也不知道每天是誰給他送的飯。衣服也同樣是學生輪流給他清洗織補。那種樸素的對知識的敬重和對城市來的老師的愛護深深地溫暖著他，讓陸天明一直對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懷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教課，讀書，勞動的日子又過了一年，飯明顯的不夠吃了，那是三年自然災害開始后第一年，正在長身體的陸天明飽嘗了饑餓的滋味，過起一天定量兩碗稀粥的日子。早上一碗，然后去教課，把五六堂課一氣講完，再喝一碗，就得趕緊回屋躺在床上，盡量不動來保存體力挨到天亮好再喝一碗粥。人很快瘦脫了型，寄回家的照片讓母親失聲痛哭。陸天明還記得當時餓到沒法的生產隊就醞釀過“包產到戶”，在昏黃的土屋中，懵懂地聽著那些大自己二三十歲的農民商量如何分田，如何包產。但最終計劃破產，陸天明也生生餓出肺結核，以至吐血又被送回上海。十九年后，正是憑著當年安徽農村的切身體驗，陸天明創作了表現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毅然簽下生死文書“私分土地”的電影劇本《走出地平線》。

　　回到上海養病，由于家里的經濟狀況，只治療了半年，就停藥了。家里也不可能給予充足的營養。陸天明就想到俄羅斯名著《怎么辦？》里，寫到的一群年輕的革命家，為了與強大的沙皇斗爭，直面可能到來的漫長而痛苦的生活磨難，他們開始有意識的自我意志磨練：冬天不穿皮襖，蓋粗呢毯子，在被單下鋪上鵝卵石……他也決心靠意志和鍛煉恢復身體，早上打太極拳，然后沖個冷水澡，下午再走上一小時的路，去市圖書館看書，年輕而旺盛的精神力量最終真的就戰勝了病魔。這個時候的上海開始大規模地動員廣大青年去祖國最偏遠的地方扎根。盡管上次下鄉差點丟掉性命；盡管已經在街道團委擔任副書記，組織也希望他留下，但理想主義的熱情使得陸天明又一次選擇把戶口遷到了離家萬里的地方——祖國大西北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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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寫作，我就是西北的一匹野狼”

　　陸天明一直把大西北看作自己心靈的家鄉，從21歲到33歲的青春歲月就烙在這片自然條件極嚴酷而自然風景也極壯美的土地上。

　　剛開始，年齡稍大的陸天明是青年班班長，帶著16個男生住在半地下的“地窩子”里。那地窩子就露一個窗子在地面上，一進屋就是稻草鋪成的大地鋪，16個男生就睡在這一張大地鋪上。物質生活一貧如洗，自然條件更是艱苦到了極點，隆冬的新疆氣溫可達零下幾十度，夏天更是酷熱難熬。農場都是鹽堿地，他們所在的那個“共青團農場”又是整個墾區鹽堿最嚴重的一個農場。土地非得沖洗、耕翻折騰好幾遍才能播種……而一到秋冬季節，地面上又會結起一層白花花的堿。青年班里好些還只是十幾歲的大孩子，有過一次下鄉經驗的陸天明自然地成為“大家長”。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招呼15個人起床，要反復叫上好幾次：拍呀、打呀、掀被子，一個個還都懵懂著洗把臉就要出門，開始一天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農場沒有電，到了晚上可以說是一片漆黑，萬籟俱寂。陸天明就給大家講《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里的故事，也算當時唯一的娛樂活動。等大家都睡下了，陸天明還要在昏黃的小油燈下再讀一兩小時的書。書成為這個荒涼戈壁中的精神支柱。“我沒有被生活擊倒，完全得益于讀書，書填充了我的內心，拉近了我和世界的距離，讓我感覺不再孤單，不再絕望。”

　　陸天明說，新疆是那種去過了就會永遠不忘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比得上新疆那種特有的情調。比如我們連隊，幾十里路都種的白楊樹，幾十米高，筆直筆直的；到了秋天，葉子全部變成棕黃色，像一棵棵火炬一樣聳向天空，樹后面就是無邊無際戈壁灘；天藍的真是讓你心醉……那種環境中，心一下子就會開闊起來，感覺和大地，天空，自然都渾為一體。”

　　過了一年，陸天明被調離連隊，從師武裝參謀做到老兵連代理指導員……陸天明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我在農場，大大咧咧，很粗獷的一個人。嗓門很大，做事雷厲風行。穿的棉襖破破爛爛，腰里用根草繩子扎一下，胡子有兩厘米長，我才二十多歲，別人就叫我‘老陸’。”這期間，他和所有那些上海知青一起,為當地帶去了新鮮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普及的文化教育，同時也見證了一批優秀青年在嚴酷荒涼生活中的沉淪,卻渾然不覺自己在極端狂熱的政治生活中的迷失和扭曲。

　　十年間，陸天明在農場安家、結婚、生子，成為地地道道的西北漢子。但他一直沒能丟了自己的文學夢。偶然間在農場宣教組倉庫里翻到了一本契訶夫的戲劇集和半本易卜生戲劇集，愛不釋手地反反復復讀，直到把書讀破。那時，恰巧號召搞業余創作，他趁機請了一個星期的“創作假”，在那個滴水成冰的寒冬里，陸天明找了間倉庫，裹著軍大衣，一個星期寫出了改變命運的四幕話劇《揚帆萬里》，當年就代表新疆到北京參加了全國話劇調演。也是這部戲，讓中央廣播文工團看中陸天明,把他從農場調到北京做編劇。

　　陸天明帶著一家人進了北京，準備著開始專職寫作的生活。但緊接著，中國社會新的一頁開始了，新的社會思潮涌動。陸天明這樣“文革”中起步的作家無疑會感到巨大沖擊。已然習慣的文學理念和文學風格漸漸落后于時代，加上自身思想的矛盾困惑，一直以來堅定自信的陸天明第一次陷入了精神危機。

　　為了尋求精神和寫作的突破，陸天明到北京特殊鋼廠深入生活，完全是作為“普通工人”生活勞動了一年。“我的工作是爐前操作工，就在溫度高達一千七百度的煉鋼爐前操作，我要在‘火山口’里把浮在鋼水上層的鋼渣扒出來，融化之后舀出一勺鋼水倒在爐臺上，根據濺出的火花判斷含碳量，好加進一些特殊的礦石，煉成所需要的特殊鋼。還有像是操作像房間那么大的鋼水罐把鋼水傾倒出來、吹氧、測溫……這些高級煉鋼工才能完成的工作我都能熟練操作。到后來如果我請一天病假，班里必須找人來頂替我的空缺，才能維持當日正常生產。”正是這樣和普通勞動者重新完全滾在一起，體會著最真實的人性和人最基本的需求，陸天明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這一年里一直思索我在極‘左’的年代里，是如何失去自我的，我到底怎么了？我曾經做的那些狂熱的極端的事是真的那么圣潔嗎？”在此期間開始醞釀的半自傳作品《桑那高地的太陽》中，陸天明特意安排書中的謝平被狠狠打了一頓，其實象征的也是他在人生關鍵時刻自我精神判定的一次苦刑。

　　第二年，陸天明又到法院去做了一年的書記員。幾乎每天8：30準時上班，跟著一個老法官審案、去半步橋的看守所調犯人、看案卷、做法庭記錄、接待各處辦案人員。每天接觸形形色色的犯人，近距離的觀察體味人性的復雜和隱秘。陸天明終于能夠沖破極端思想的桎梏，開始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人。“我們不能單純按政治桎梏的需要去定位人，要考慮真正的人性的多元訴求，多樣化趨向。”后來，這一年法院、監獄、看守所的感受也為陸天明寫作反腐、破案題材作品打下堅實基礎，算得上意外收獲。

　　雖然終于能夠轉過彎來繼續寫，但對已經年近四十的陸天明來說，寫作卻依然是條事倍功半、格外艱苦的道路。“我很清楚自己的底氣有點不足，高一就輟學去了安徽，后來完全靠自己努力，讀書，一點一點走過來。我在寫作上也不是那種天才型的，靈光一閃，就下筆千言。我就每天寫，每年差不多都是寫到年三十上午才停筆。我寫作時也特別較勁和折騰，沒用電腦之前，屋子里滿地都是寫廢的稿紙，因為我不允許自己的手稿上有一點涂改。如果改稿，必須從第一頁第一個字開始重寫。我還必須使那種蘸水的筆，用的墨汁到了夏天就發臭，所以我的書房往往是一塌糊涂。剛開始寫的很苦，新時期在《收獲》上發表的第一個中篇《白楊深處》10萬字，我反復修改，一共寫了6稿,光成稿就寫過60萬字。我頭幾部長篇，《泥日》寫了3年，《木凸》前后用了5年，都是熬心血熬出來的，完完全全是苦哈哈的爬格子爬出來的。”每次一部作品完成，妻子都會松口氣：家里終于可以暫時正常些了。而在兩個兒子心里，關于父親的記憶一直是那個伏在書桌前寫作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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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沉潛打開文學的新視野

　　調到中央廣播文工團做編劇頭十來年，陸天明一直埋首于純文學的創作中，本職工作的電視劇寫作倒成了副業。第一部有影響的電視劇作品《蒼天在上》最開始也只是任務，但寫著寫著，陸天明內心多年積聚的情感卻一下子找到了出口：老百姓的生命訴求，整個時代的現狀，交織作家自身長久以來對政治、社會的思考。劇本在五個半月的時間一氣呵成。由于之前的文風比較沉重，思考的又都是人性，自我這些形而上的抽象問題。不但單位的領導一再叮囑：要寫得好看。陸天明自己心里也沒底。誰想《蒼天在上》播出后竟馬上火了，全國幾億觀眾追看，同名小說也一下就發行了一二十萬冊。這讓長年孤守書齋的陸天明受到極大震動，他看到了當文學一旦和人民的需求結合起來所能發揮的力量，心中那份對社會的責任感終于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噴發口，并得以有的放矢地噴發了。

　　第二部反腐題材的作品《大雪無痕》僅用了二個半月完成，反響更熱烈。榮獲了除茅盾獎以外的所有的國家級大獎，如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然后是同樣贊譽連連的《省委書記》。陸天明開辟了小說和電視劇創作的一塊全新領域：描寫高層政治生活、偵破腐敗大案、反映社會民聲。寫了半輩子的陸天明可以算得上功成名就了，但是他卻像上了發條似的一刻也松不下來，一心想寫出更好的作品來。在他的理想中，這樣的作品應該兼具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特色，“它應該既深刻、又好讀，既文學、又大眾；既充滿著深刻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著當代真正的生活氣息；既有作家的個性展示和獨立思考成果的張力，又具有涵蓋時代和歷史的廣度和厚度……”陸天明又開始苦哈哈地寫起來。把反腐題材寫出新意，深受讀者、觀眾好評的《高緯度戰栗》寫到最后一個多月，牙疼得整天出虛汗，一天吃兩三次止疼藥，就那么熬著硬撐著寫完。表現深圳特區三十年改革歷程的60萬字小說《命運》完成后，陸天明更是大病一場，接連發了六七天接近40攝氏度的高燒，膝蓋疼得動不了，整個人都要垮掉了……

　　很難理解一個年過六旬的作家這樣折騰自己。直到看到陸天明那篇回顧自己文學之路，追憶早逝父親的文章。陸天明的父親是大家族里的長房長子，巴金《家》里那個“覺新”似的人物。年輕的時候也是想當作家，但是為了家庭的大局，委曲求全，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在隱忍和痛苦中，年僅30歲就患肺病去世了。文中寫到：“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園去看望了父親。一個六十歲的兒子去祭掃三十歲的父親。看著極其簡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極年輕極清瘦極憂郁極聰慧又極無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該對他說些什么呢？父親，你兒子終于成了一個作家了……三十歲的父親早就了解了自己這個六十歲的兒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為了寫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

　　回頭看，陸天明的作家之路走得極其辛苦，從小學三年級一篇表達長大要當作家的作文《我的理想》，到離開上海時，母親把父親十九歲時發表的一些小說和詩歌，還有抗戰時期流亡昆明間所寫的日記當作唯一的“遺產”放到陸天明的行李里，再到在那個寒冷的舊倉庫里寫出改變命運的《揚帆萬里》，年近40才創作出具有真正文學品質的長篇《桑那高地的太陽》和《泥日》……到最新出版舉畢生之力完成的《命運》。陸天明從最開始就追逐著自己的理想，到不自覺的迷失，經歷非常痛苦的過程才回歸自我，找到真文學的方向。他感慨道：“現在如果說這一輩子有什么享受的話，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個真正的我自己。我一直覺得還沒寫出真正的好東西來，并且一直有這樣的預感：我這一生可能寫不完我所要寫的東西。也可能寫到最后，寫不動了，也沒有真正把文學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覺得只要能夠一直寫下去就很幸福了。”

　　用一生的努力祭掃早逝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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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萌(以下簡稱吳)：2006年9月16日您的博客上出現下面一段話“你們中誰去過深圳？誰曾經在那兒留下過刻骨銘心的經歷？……”這是您最開始為寫作表現深圳改革開放30年歷程的《命運》做準備么？

　　陸天明(以下簡稱陸)：對，因為我不想僅僅看些書面的材料，僅僅接觸安排好的采訪對象就去寫深圳。我希望接觸那些真正在深圳生活中掙扎過的人，聽到他們說說心里話。在博客上發帖子試一下，沒想到就真的聯系到幾十個人，深談下來，可以說每一個在深圳生活過的人心頭都有一道傷疤，有些結繭了，有些仍在流血。我采訪的每一個人都在我面前流過淚。特別是一位老部長，說到痛處，竟然號啕大哭起來，當時真的能體會到他們在建特區時受到的壓力。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和杰出人物拿身家性命做代價，打拼出來的。就是小平同志說的那樣“殺出一條血路”。也是基于和這些官員、民營企業家、海歸、打工仔接觸交往，我給《命運》定的基調不是“輝煌”，而是“悲壯”。我敬畏悲壯的人生。我要寫下中國人改變自己命運過程里的拼搏、掙扎和人性最真實的爆發。

　　吳：《命運》通過深圳的變遷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軌跡，可以說是主題非常宏大的一部作品，您在寫作這樣重大題材過程中有哪些難關？

　　陸：我最開始創作這部作品就希望它擁有“史詩”的品格，這也是這個題材所決定、所必須擁有的。因此在文學體例上我做了突破：在一個真實的城市——深圳，讓一批真實的領袖——鄧小平、葉劍英等，和一群虛構的文學形象共同演繹一段不平凡的歷史。這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是從不曾出現過，也是不被允許的，因此也讓《命運》自身的命運波折重重。還有如何濃縮、提煉改革開放30年發生的大小事件，大小矛盾；如何解決多年來在我們創作中人為造成的那種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中間聳立著的重大壁壘；同時又如何去尊重作家自身的內心真實；如何讓最廣大的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普通讀者都能愛讀這部作品。可以說，我是不顧一切地沖破重重難關，舉畢生之功力來創作的。

　　吳：根據《命運》改編的電視劇也已拍攝完成，并被中宣部列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重點獻禮片，您能談下對于主旋律創作的看法么？

　　陸：說心里話，兩年多來，我從來沒把《命運》當“獻禮作品”來寫。一開始，有關同志和我為這次創作定下的目標是：“這部作品一定要讓人民滿意。一定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總認為“主旋律”等同于“長官意志”，因此對所謂的“主旋律作品”情感上總有隔閡。但是，在藝術創作中，“主旋律”不是由權力能強求得來的。真正的主旋律是由人民的需要、歷史的需要、時代的需要而客觀決定的，而不是決定于“長官的需要”。比如像《黃河大合唱》那樣的主旋律作品就是一個典型的范例。縱觀文學藝術史，可以說，所有偉大作品從本質上其實都是他們時代真正的“主旋律作品”。主旋律也并不等同于“一味歌頌”。這次《命運》里也寫到很多改革進程中的問題，新與舊的激烈沖突等等。真實地表現歷史的進程，表現人民的心聲，這就是我認為的主旋律。

　　吳 萌

　　攝影 張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