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九月來信”

　　在中國共產黨開展武裝斗爭的最初階段，周恩來在黨內軍內處于核心領導地位，是毛澤東主張的最有力支持者。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開始確立，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從此，他們是統帥和參謀長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轉換，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周恩來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來在我黨領導武裝斗爭的實踐中做出了杰出貢獻，在我軍軍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澤東的許多重大決策，要有人提供資料和咨詢，除他自己搞調查研究以外，周恩來在一些重大決策問題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來的“九月來信”，是周恩來聽了陳毅的匯報后，經過討論，由陳毅整理出對紅四軍所作的指示。周恩來在信中支持毛澤東，敦促他出來工作，回到紅四軍，并指示陳毅，宣布這是中央的決定。

　　當時，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是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他在“九月來信”中明確的問題，成了紅四軍解決領導人之間分歧的重要依據，成了全軍建設和作戰的綱領性文件。這種組織上的安排對紅四軍的建設和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對后來確立毛澤東的全黨全軍領導地位是至關重要的。

　　張作文：“九月來信”促成了紅四軍在古田成功地召開了第9次代表大會，從此，紅四軍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遵義會議后，許多重大決策是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做出的，當然還有其他領導人的參與。或者說，有些決策是周恩來首先提出方案，毛澤東決定的；有些決策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由周恩來具體組織制定方案，毛澤東最后決定的。他們兩人是配合得最好的。

　　周總理還時刻為毛主席著想，在具體問題上總是積極主動地多做工作，盡量減少主席的負擔。記得1969年中蘇邊界恢復談判時，有關部門建議由柴成文擔任代表團團長，總理擔心毛主席對柴成文這個名字不熟悉，不便審批這個報告。周總理就在這個名單一邊加上了一段說明文字，介紹柴成文。總理突然轉身對我說：“柴成文過去不叫現在這個名字。他還有一個名字，我想不起來了，你去問一下。”

　　我立即打電話去問柴所在的單位，結果許多人也都回答說不知道柴過去還叫過什么名字。總理又想了一會兒，他說想起來了，柴成文還有一個名字叫柴軍武。這樣就便于毛主席在審閱時，知道柴成文就是10多年前朝鮮板門店談判時的我方談判代表柴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