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藝術家趙丹與周恩來總理的友誼真摯而深厚，一直在文藝界傳為佳話。無論在解放前因受軍閥迫害身陷魔窟時，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武訓傳》受批判,以及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時,周總理總是在趙丹最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出手相助，幫助他渡過難關。

　　誤闖新疆受害入獄

　　周恩來多方營救

　　“七七事變”后，趙丹參加了抗戰名劇《保衛蘆溝橋》的公演，并加入“抗日救亡演劇三隊”，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抗戰初期的武漢，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給10個“抗敵救亡演劇隊”全體隊員作動員報告。就是在這次報告會上，趙丹與周恩來相識，并且一見如故。趙丹被周恩來政治家的翩翩風度所折服，周恩來也被趙丹的革命熱情、藝術才華所吸引。此后，周恩來經常在一些場合由衷地對別人說：“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趙丹也經常會發自肺腑地對人們說：“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別人，是周恩來！”

　　1939年，王為—要出版他的劇作，與生活書店的史枚有所接觸。史枚告訴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紹了一本杜重遠所著的《盛世才與新新疆》以及一些《新新疆畫報》。這些書刊對社會主義式新疆的描寫曾誘惑了大批的內地人，之前已有茅盾等人去了。這些美好的前景同樣誘惑著趙丹、王為一等這批政治上還天真幼稚的青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是，盛世才表面上大力宣揚 “和平、建設、民主、民族平等、親蘇、團結”的六大政策，是在以進步的表象迷惑一些人。盛世才真正實行的是特務統治。

　　趙丹和好友徐滔(桂林由洪深領導的一個劇團的負責人之一)、王為一、朱今明四對年輕的夫婦，帶上一位搞作曲的叫易烈的年輕人和出世四個月的苗苗，一行10人準備奔赴新疆。

　　在去新疆之前，趙丹曾向黨在重慶的文化界領導人陽翰笙、郭沫若匯報了這一打算。陽翰笙聽后說：“有這樣好的一個地方，我也想去了。”但他較為慎重， 又說：“我要先問一問，聽我個回音，你們再走。”他當時所說的“問一問”，是指要向周恩來問一問。周恩來剛到重慶，尚未直接出面與文化人聯系，也不知道趙丹他們有去新疆的打算。可是，事有湊巧，去陽翰笙處不過兩天，重慶發生了大轟炸。趙丹等人居于重慶南岸，陽翰笙住在市縣，一時無法再聯系上。重慶這一形勢更促使趙丹他們急于啟程。找不到陽翰笙，他們就去向郭沫若辭行。郭沫若聽說他們要去新疆，也十分高興，認為這幾個年輕人很有志氣，很是鼓勵了一番。告別了郭沫若，來不及再找到陽翰笙聽他的回信，趙丹等人便離開了重慶。除原定的10人外，還有杜重遠和史枚兩家人。

　　周恩來在重慶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機”的本來面目，其政權已經逐步暴露出反動的本質，這時又聽了陽翰笙關于趙丹等人已經出發前去新疆的匯報之后，頓時心急如焚起來。出于對鋌而走險闖新疆的趙丹等人身安危的考慮，周恩來立即派出陽翰笙、馮乃超等去追趕趙丹一行人，想把他們從走向魔鬼的峽道上喚回。但是，馮乃超等一直驅車追到嘉峪關，只差一天，這時趙丹他們已經過了“新新峽”。一過此峽，已經無法再喚回趙丹他們這支文藝隊伍。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趙丹等人進入新疆時日不長就遭受了反動軍閥盛世才的迫害。趙丹抵達新疆迪化的第一日，茅盾、張仲實兩人來招待他們，劈頭一句話就是：“沒想到你們會來得這么快！你們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說是建立電影廠了，連平時拍張照片都有人盯梢的。” 一切與趙丹所設想的截然相反，盛世才對建立電影廠沒有絲毫興趣。1939年，趙丹沒能去蘇聯學習，而是被滯留在“新新疆文化運動委員會”，演出了《戰斗》等話劇。1940年8月，盛世才投靠國民黨，并以“陰謀活動罪”將趙丹一行打入大牢。在獄中，他們受盡折磨，吃盡苦頭，一關就是5年。

　　后來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盛世才放棄蘇聯，轉身投靠英美。他封閉了蘇聯領事館，把在新疆的蘇聯人統統趕回去，公開登報宣布自己的錯誤，說自己從前跟蘇聯、跟唯物主義是錯的，從此“信仰”三民主義了云云。國民黨決定把盛世才調往重慶，派張治中去領導新疆。盛世才在臨走之前，本想劫洗監獄。他派人用火油澆遍了牢房，準備放火燒監。為此，周恩來和陽翰笙多方設法營救共產黨人。張治中在到新疆之前曾受共產黨和周恩來的委托，要保護新疆獄中的共產黨人。此事被人發覺之后，匯報給張治中。張治中立即制止了盛世才這一行動，牢中的3000多人幸免葬身火海。釋放時，張治中遵守諾言，讓中共的人回延安，從重慶來的回重慶。

　　趙丹走出監獄時已是1945年冬天。他和其他共產黨人九死一生，終于從新疆回到重慶。到重慶的第二天，周恩來親切接見了趙丹。周恩來、鄧穎超和郭沫若還專門為從虎口脫險的這幾位幸存者舉行了豐盛的宴會，給他們壓驚，以示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