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俊(陜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向中央提出，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名字。后來，他在《西江月·重上井岡山》中寫道：“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泵珴蓶|說“這是歷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寫給當時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回信，意在幫助林彪轉變對中國革命的悲觀思想認識，指出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可能性。1930年新年剛過，在剛剛結束的古田會議上重新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收到一封信，信中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對時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觀情緒，認為中國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因此，應采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寫信人是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前委委員林彪。

　　當時，林彪產生悲觀情緒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紅四軍主要負責人毛澤東、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發(fā)出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信》，即“二月來信”。此信是根據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當時，布哈林對中國農村革命形勢估計過低，甚至懷疑紅軍在農村發(fā)展的可能性。“二月來信”要求朱德、毛澤東將隊伍分散，每支數十人、數百人，最多不超過500人，還要朱、毛離開隊伍回到中央，以便“隱匿大的目標”。紅四軍前委對“二月來信”進行討論后，決定不予執(zhí)行。但這封信還在紅四軍官兵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看了林彪的這封來信后，毛澤東感到林彪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并不單單是他一個人的觀點，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色區(qū)域進行“圍剿”、中國革命正處于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和思想在黨和紅軍中仍有一定的影響，說明這些同志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卻被當前的困難所嚇倒，因此，“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fā)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為了幫助林彪轉變錯誤認識，并以此教育全軍，經過深思熟慮，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賴家坊的“協(xié)成店” 駐地，給林彪寫了一封題名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長篇復信。在信中，毛澤東除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做了分析批評外，更多的是深刻闡發(fā)了他的關于中國革命要“以鄉(xiāng)村為中心，以農村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后，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和激情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zhàn)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于在農村創(chuàng)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面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毛澤東這樣寫道：“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在信的末尾，毛澤東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贊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對于爭取群眾促進革命高潮的任務，就必然不能如你心頭所想的完滿地達到。我這封信所要說的主要就在于這一點。”很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復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因此，毛澤東在發(fā)送給林彪的同時，還請紅四軍政治部將復信油印發(fā)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zhàn)員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圖。

　　對于林彪寫信給毛澤東這件事，50余年后，黃克誠有一個客觀的評論。他說：“林彪寫信給毛主席，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在黨內來說，一個下面的干部，向黨的領導反映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個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觀點隱瞞起來，上面說什么就跟著說什么，這不是正確的態(tài)度。林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盡管觀點錯誤，但敢于向上級反映，就這一點說，是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態(tài)度。在黨內有什么意見就應該提出來，現在應該提倡這種精神。”

　　如果說林彪在1930年還有這種不隱諱自己觀點的坦誠態(tài)度的話，但是后來，隨著職務的不斷提升，他也就變得越來越矯飾了。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來》、1944年的毛澤東《抗戰(zhàn)以前選集》和194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全文收錄了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回信。然而，194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準備收入這封信之際，時任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員、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說“我同意在黨內外公布這封信，為不致引起誤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內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也可避免國外“種種無益的推測”。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在將該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時候，將開頭幾段和結尾處指名批評林彪的文字刪去，并將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69年9月，已成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并行將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更感到需要把自己早年的這一段歷史完全洗刷掉。于是，他在重游井岡山后，授意軍委辦公廳的一位秘書代筆填寫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并送呈毛澤東閱。全文如下：

　　繁茂三灣株樹，茫茫五哨云煙。井岡搏斗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zhàn)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勢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啟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斗志不容稍減。

　　詞中第六句，代筆人原來寫的是“何疑星火燎原”，林彪看后不滿意，于是改為“豈疑星火燎原”，雖說只有一字之差，但明顯語氣加重了，顯得信仰更加堅定了，真可謂欲蓋彌彰！難怪毛澤東看后，稍稍一哂，用紅鉛筆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畫了兩條粗杠，并打了一個問號，說道：“這是歷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反對本本主義》：“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以至于在失而復得后，毛澤東高興地說“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

　　《反對本本主義》，原題為《調查工作》，是毛澤東1930年5月在尋烏調查期間，為反對教條主義而寫的一篇論述調查研究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毛澤東這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正處在來自共產國際和中央的一道道指令的包圍之中，這些明顯烙上了“左”傾印記和教條主義的指令，同他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識與結論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矛盾。于是，毛澤東力圖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使之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層次。1930年5月，在尋烏進行調查期間，隨著對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認識趨于成熟，毛澤東決定向只懂得照搬外國經驗和按上級指令辦事、脫離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本本主義”提出挑戰(zhàn)。為此，毛澤東寫下這篇傳世名著。對于這篇著作，毛澤東很是喜歡和重視，因為它是經過了一番斗爭寫出來的，無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在毛澤東思想的發(fā)展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強調“必須洗刷唯心精神”，反對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共產黨人要從斗爭中創(chuàng)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這樣一個著名的口號，并從認識論的高度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說明，指明了調查研究就是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著名論斷。這些觀點已經包含了后來被中國共產黨總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因子，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三個基本方面的雛形。因此，《調查工作》一文，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和毛澤東思想發(fā)展史上一篇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1930年8月，《調查工作》在紅四軍和中央蘇區(qū)革命根據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傳�？上У氖�，這篇被毛澤東自己喜歡和重視的著作，除了當年由閩西黨組織印刷出版過幾次以外，一直沒有在別的地方發(fā)表。而且閩西出版的這些本子，也由于歷經戰(zhàn)事，連毛澤東本人也沒能留下一本。因此，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親自主編的《農村調查》、《六大以來》，以及后來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均沒有收入這篇文章。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也只能付之闕如，毛澤東一直為它的遺失而惋惜。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縣茶地公社(今茶地鄉(xiāng))一位叫賴茂基的農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石印單行本《調查工作》小冊子，作為革命文物獻給了龍巖地委。這本《調查工作》單行本的末頁上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字樣。分析起來，這很可能就是由當時的閩西特委翻印的。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館(今中國革命博物館)到龍巖地區(qū)征集文物時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錄在文物清單上。1959年8月，龍巖地區(qū)文教局將此件郵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館。雖然年代久遠，這本小冊子的紙張已經發(fā)黃了，但它的重新出現，使毛澤東從調查研究中總結出來的科學思想結晶又呈現在人們面前。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送毛澤東閱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正為黨內缺乏調查研究之風而寢食不安，這篇被自己視為珍寶的著作的失而復得，又喚起了他對當時寫作心境的回顧。他告訴人們，這篇著作是經過了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

　　1961年3月，中共中央把這篇著作作為中央文件印發(fā)給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3月11日，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如下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30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磥磉�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并將標題改為《關于調查工作》。1964年6月，這篇文章被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公開發(fā)表，毛澤東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

　　《論持久戰(zhàn)》：白崇禧深為贊賞，蔣介石十分贊成，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zhàn)略方針，并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略指導思想。英文版發(fā)行后，很快震驚了世界。

　　《論持久戰(zhàn)》是毛澤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zhàn)爭研究會上的講演。當時，抗日戰(zhàn)爭已進行了整整10個月，飽受戰(zhàn)爭之苦的中國人民天天在渴望著戰(zhàn)爭的早日勝利，結果卻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戰(zhàn)爭的過程究竟會怎樣？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全國人民包括中共內部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在流傳。悲觀情緒甚至影響到了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如毛澤東家鄉(xiāng)的一位青年學生從湖南鄉(xiāng)下寫信給他，訴說心中的苦悶：“在鄉(xiāng)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做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墒桥龅搅宋夷菐孜挥H戚，他們總說 ‘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比绻�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zhàn)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zhàn)10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zhàn)的必要”。

　　《論持久戰(zhàn)》一文，客觀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戰(zhàn)爭發(fā)生的背景和近一年來的戰(zhàn)爭進程，在對敵我雙方存在著的相互矛盾著的各種因素，即敵強國我弱國、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以及這些矛盾的發(fā)展變化做了深入的分析后，對戰(zhàn)局發(fā)展及其未來前途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的勝利是中國。中國能夠速勝嗎？答案：不能速勝，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蓖瑫r，毛澤東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情況，預見到抗日戰(zhàn)爭將經過三個階段：即敵人戰(zhàn)略進攻、我之戰(zhàn)略防御的階段；敵之戰(zhàn)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階段；我之戰(zhàn)略反攻、敵之戰(zhàn)略退卻的階段。并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敝灰獎訂T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zhàn)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實際的分析判斷，為人們全面清晰地描繪出戰(zhàn)爭發(fā)展全過程的完整藍圖，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zhàn)爭的發(fā)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楚的了解，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zhàn)的信念和爭取勝利的信心。

　　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zhàn)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的抗戰(zhàn)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據長期擔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剛發(fā)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zhàn)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zhàn)》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zhàn)》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fā)行。當時是由周恩來從武漢寄到香港，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的。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并為英文本寫了序言。他指出：“中國的抗戰(zhàn)是世界性的抗戰(zhàn)。孤立戰(zhàn)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痹诤Ｍ�，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的評價。一位外國記者這樣評論說：“不管他們對于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半輪廓�！�

　　一篇論文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戰(zhàn)爭的實踐，充分證明《論持久戰(zhàn)》中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