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老舍之死，舒乙說：浩然在說謊

　　《天津日報》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對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訪談錄——《關于老舍之死》。說是“文革”初期擔任北京文聯革委會主任的浩然如是說:“老舍夫人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后，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

　　舒乙說:浩然在說謊！實際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飾他個人的責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紅衛兵的摧殘和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的，為他脫下了血跡斑斑的上衣。投湖辭世，事也是母親和我操辦的。老舍失蹤，母親讓我去找周總理。盡管天氣炎熱，我還是把父親的血衣穿在里面，連夜趕到國務院，一位接待我的軍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著急，將派人盡力尋找先生。家屬對先生焦急的程度，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另外，浩然還提到草明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得了美金。于是導致了紅衛兵對老舍的迫害。當時年輕的中學生，以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骯臟錢；他們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難道要拿蔣介石的坑害了幾億中國人的該死的金元券嗎？那時還沒有人民幣呢。

　　舒乙認為對老舍之死，可以采取兩種態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作為革委會主任，浩然的責任，他怎么一點兒也不談？反說家屬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他用造謠的方式，無恥地攻擊95歲的老舍夫人。作為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在原諒草明，她已經老了。但浩然和浩然們(這個復數詞——“們”，舒乙用得好，真切而傳神)，沒有任何自譴的能力，他們對這場民族大劫難，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向上一推了事；這已成了一個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經贈我一部由他主編的《老舍之死》。這是一部飽含著血淚、懷念和反思的沉重的書。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寫的《蟋蟀葫蘆》(文潔若譯)。中國最早寫懷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隨想錄》。巴金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的悲劇式的死亡，他們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沒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巴老還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

　　《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講得耐人尋味，水上勉說:“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斗死咬，來解悶取樂。”

　　中國作家里，有沒有靠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或解悶取樂，或博得虛名，或保存自己，從而進行政治賭博的偽幣犯呢？我不敢妄斷。因為歷史檔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樣的職業殺手和金棍子梁效、羅思鼎那樣被江青豢養的御用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淚來領教其殘忍和獸性的。江青的寵臣和給他寫效忠信和勸進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紙黑字，賴是賴不掉的。不過這些人的作品，幾乎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那點小聰明，都在誣隱、投機、告密和整人的心術中用得干干凈凈，等到動手創作時，江郎才盡了。他們還沒有一邊出杰作，一邊充當劊子手那個本領。

　　我個人不能代表任何一個讀者表示對哪一個作家的好惡。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學時代就看過《駱駝祥子》、《離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兒、語言和勤奮……特別是那可親可愛的平民骨氣(例如丁二爺、常四爺、老趙……他筆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嘆服！他一再叮囑新鳳霞給發配到北大荒的吳祖光寫信，充滿了豪俠氣和人情味。風格即人。像《茶館》那樣的經典，浩然們有幾人能寫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