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功逼婚未遂槍殺劉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黃克功身帶白朗寧手槍，偕同抗大訓練部干事王志勇到陜北公學找劉茜。在陜北公學門前遇到劉茜與董鐵鳳等人，黃克功即約劉茜到延河邊散步。劉茜不便拒絕，遂離開同學，與黃克功、王志勇同行。這時天色已黑，王志勇即分手先行回校，黃克功與劉茜仍留在河邊沙灘上。這時，黃克功再次與劉茜談判，要求公開宣布結婚。劉茜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在越來越尖銳的口角、爭論、頂撞與激怒中，黃克功先是持槍威脅，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開槍。劉茜中彈倒在地上呼救，黃克功又向她頭部打了第二槍，劉茜當即斃命。

　　回到學校后，黃克功沒有自首，而是立即打來水洗腳，脫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槍擦拭了一遍，企圖毀滅證據。他還涂改信件，在劉茜的來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圖陷害別人，掩飾和開脫自己。

　　董鐵鳳等見劉茜一夜未歸，產生疑問，第二天一早即到抗大黃克功處詢問，黃克功推說不知。董鐵鳳在回校的路上猜想，或者黃克功將劉茜關了，或者將劉茜打死了，同學劉青則推想劉茜可能尋短見投河了。很快，有人在河邊發現了劉茜的尸體，報告給陜北公學。董鐵鳳又到抗大報告，抗大政治部迅速將此事報告給邊區司令部，同時派人立即前往現場勘驗。抗大、邊區高等法院及邊區保衛處等介入此案。案件現場勘驗以及調查很快有了結果，勘驗結果表明劉茜身受兩槍斃命，第二槍是致命的。邊區保安處同志深入調查了董鐵鳳、王志勇等人后，了解最后與劉茜接觸的人是黃克功。蕭明仁及張海如證實了黃克功是在點名后回校的(點名是在晚八點)。黃克功清洗衣物，擦拭手槍，有銷毀證據的嫌疑。抗大政治部當天下午就拘捕了黃克功。抗大領導同時委派教員王子濤檢查黃克功的手槍，司法人員對黃克功與劉茜來往信件進行了分析，最終所有的證據指向了黃克功。黃克功起先答非所問，不肯承認，繼而在一系列的證據面前，精神防線徹底崩潰，如實交代了自己行兇的經過。

　　毛澤東說：“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

　　黃克功槍殺劉茜這一惡性案件的發生無疑在邊區引起了一場地震。“一下轟動了延安城，輿論嘩然，群眾反映強烈，要求嚴懲。尤其是女學員們非常氣憤，‘無不咬牙切齒，痛斥這種行為是慘無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實行槍決，以嚴肅革命綱紀’。但也有不少同志，認為黃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紀還輕，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這時，有一個外國記者代表團正在延安訪問，而國民黨反動派也借機大肆攻擊邊區，這一案件處理得是否得當，在國內外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在延安，這種駭人聽聞的案件是絕無僅有的。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先是探詢事件的細節，后是揣測將如何處理。經黨中央同意，延安各單位圍繞這一案件組織討論。大家有很多議論，概括起來，不外乎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不少人認為：黃克功身為老革命、老紅軍、老共產黨員，強迫未達婚齡的少女與其結婚，已屬違法，采取逼婚手段，更違犯了邊區婚姻自主原則。他不顧國難當頭，個人戀愛第一，達不到目的就喪心病狂地殺害革命同志，這無異幫助民族敵人，實屬革命陣營的敗類。他觸犯了邊區刑律，破壞了紅軍鐵的紀律，應處極刑，以平民憤。

　　第二種意見，很多人認為：黃克功犯了死罪，從理論上說應該處以死刑。不過，在這樣的國難時期，應該珍惜每一個有用的人才，讓其為國效勞。黃克功資格老，少年參加紅軍，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光榮革命歷史；他功勞大，流過血，為革命屢建戰功。當此民族危亡緊要關頭，他殺劉茜，已經損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們不能再殺黃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應該免除死刑，減輕刑罰，叫他上前線去，戴罪殺敵，將功贖罪，讓他的最后一滴血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流。

　　黃克功被捕認罪后，也曾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因為他資格老、功勞大，對他從輕處罰。他還寫信給毛澤東。黃克功的信除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外，請求法院姑念他多年為革命事業奮斗，留他一條生路。黃克功在第一份陳述書中說：“功乃系共產黨一份子，值茲國難日益嚴重，國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獻身抗日疆場，反而臥食監獄，誠然對黨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對黨和法庭有所懇者，須姑念余之十年斗爭為黨與革命效勞之功績，準予從輕治罪，實黨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陳述書中，黃克功說：“法庭須姑念我十年艱苦奮斗一貫忠實于黨的路線，恕我犯罪一時，留我一條生命，以便將來為黨盡最后一點忠，實黨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當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平時很器重黃克功，認為他出身貧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輕，在黃克功被關押之后，還去看過他一次。但羅瑞卿并沒有因為私情而放棄原則，在研究這個案件的會議上，他強調說：“黃克功敢于隨便開槍殺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們不懲辦他，不是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嗎？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什么功勞、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擋依法制裁。”羅瑞卿把抗大組織的意見和群眾的反映，原原本本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報告。據葉子龍回憶，毛澤東當時很憤怒，說：“這是什么問題？這是什么問題？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毛澤東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給當時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刑庭審判長的雷經天寫了一封信，嚴肅指出：“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鑒于本案案情重大，群眾看法又不一致，確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義，邊區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單位——陜北公學大操場，召開了數千人的大會，進行公開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