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在漢口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老舍真誠地說:“我是文藝界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做的一切，我確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現(xiàn)在如是，希望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

　　老舍是全國文藝界的一面旗幟

　　2009年2月3日，是我國飲譽世界的文學家老舍先生誕辰110周年的日子，社會各界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文化巨匠、語言藝術(shù)大師。北京市文聯(lián)、中國老舍研究會、北京語言大學、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老舍紀念館等以不同的形式開展了紀念活動。

　　2月3日，在北京市文聯(lián)舉辦的“緬懷敬愛的老舍主席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座談會、圖片展覽”系列活動上，北京市副市長蔡赴朝說:“老舍先生既是全國文藝界的一面旗幟，更是我們首都北京的驕傲與自豪。老舍先生的藝術(shù)是深深根植于人民大眾之中的藝術(shù)，無論在舊社會還是在新中國，他始終與人民休戚與共，心心相印，以為人民寫作為己任。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他所熟悉和深愛著的北京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他那醇厚、傳神的語言詞匯也都源于勞動人民，閃耀著現(xiàn)實主義的光輝，是深受廣大文藝工作者愛戴和人民喜愛的人民藝術(shù)家。”

　　北京市文聯(lián)黨組書記、常務(wù)副主席朱明德講到，老舍的一生是燦爛輝煌的一生，他的情感與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相連，他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熱情融入新社會，緊跟時代的步伐。老舍先生在擔任北京市文聯(lián)主席期間，以其勤奮多產(chǎn)被譽為“文藝隊伍里一個勞動模范”，為首都文學藝術(shù)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和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青年作家蔣泥推出了評傳作品《老舍的沉浮人生》，以紀念這位文學大師。該書詳盡介紹、剖析了老舍成長過程中的曲折經(jīng)歷、情感歷程、作品的藝術(shù)特色以及老舍1949年以后的經(jīng)歷，并從多角度試圖還原出老舍沉湖自盡前的歷史場景。

　　老舍的“人品和作品同樣精彩”

　　北京市現(xiàn)任文聯(lián)主席金鐵霖感慨，老舍的“人品和作品同樣精彩”。

　　據(jù)北京人藝蘇民介紹，自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文革”開始，老舍共給人藝寫了17個劇本，名劇《茶館》就是其中之一。“這出劇，最初叫《人民代表》，后來才在曹禺、焦菊隱、歐陽山尊等人的建議下改成如今的《茶館》。”

　　蘇民還透露，于是之曾代表人藝到老舍家“退”過劇本。“老舍招待年輕人特別熱情，搞得于是之摸劇本的手從包里拿出來又擱進去，拿出來又擱進去，退稿的話怎么也說不出口。”直至老舍帶于是之出去吃好飯，兩人在路口“分道揚鑣”時，老舍才叫于是之“把包里的東西拿出來”。接過劇本，老舍先生只說了一句:“劇本啊，哪有寫一個就成一個的啊？”

　　北京人藝話劇表演藝術(shù)家鄭榕扮演過《龍須溝》中趙大爺一角，他說，演員們最愛聽老舍先生讀劇本，聽他一讀，仿佛這個人物就活了！我當時非常幼稚，光想著在生活中先找個進步思想的泥瓦匠來模仿。碰壁以后進排練場老挨批，只好早起一小時到朝陽市場一帶去補課。導(dǎo)演見我老想教訓人，就用一些打蚊子、揩汗、系腿帶等生活動作來誘導(dǎo)我。后來老舍先生來看排練，說:“鄭榕婆婆媽媽的還像個老泥瓦匠。”這才給趙老頭定了性。“愛教訓人”和“婆婆媽媽”表面相似，卻差別極大。老舍先生說過:“幽默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大家都有短處……”《龍須溝》演出成功，老舍先生贏得了“人民藝術(shù)家”的稱號。他要在家里宴請我們，他請來的是過去走街串巷、背鍋砌灶、為搭棚辦喜事擺宴的大師傅。老舍先生說:“可別小看了他，光用豬肉他就能做出一百樣以上的菜來！”就這樣，《龍須溝》戲組全體人員那天坐在丹柿小院的板凳上享受了一頓畢生難忘的“慶功宴”！

　　“回來吧！文化！回到復(fù)興之路”

　　1980年初，朱光潛曾說:“據(jù)我接觸到的世界文學情報，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只有沈從文與老舍。”老舍被公認為上世紀中國作家中較早具備世界性的作家之一。有一個統(tǒng)計，中國內(nèi)地作家的作品中，被國外翻譯最多的要數(shù)老舍，他的《駱駝祥子》被譯成30多種文字，光是俄語版就發(fā)行了70多萬冊。2002年，德國、法國、瑞士不約而同地出版了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然而老舍本人卻一直保持著謙虛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他在《我怎樣寫〈劍北篇〉》中說:“我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對文藝的各種形式都愿試一試。小說，試過了，沒有什么驚人的成績。話劇，在抗戰(zhàn)中才敢試一試，全無是處。通俗的鼓詞與劇本，也試寫過一些，感到十分的難寫，除了得到‘俗更難’一點真經(jīng)驗與教訓外，別無可述。現(xiàn)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東西來了——詩！我作過舊詩，不怎么高明，可是覺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著，也并不很難湊起那么一首兩首的，志在多多學習，現(xiàn)在我要作的是新詩。”然而，正是他所謂的“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使他使用一種真正藝術(shù)化了的活的語言，創(chuàng)造出了令人民喜聞樂見的諸多佳作。老舍的小說和散文，都可以朗朗上口；話劇的對白，更是活潑傳神；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語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點。

　　作為“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作家，老舍廢棄了封建士大夫筆下的文言，也沒有采用話本小說、戲曲說白中的近代白話，而是從現(xiàn)代口語中創(chuàng)造便于反映現(xiàn)代生活、表達現(xiàn)代人心理活動的現(xiàn)代白話，作為新的文學語言——老舍對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是北京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汲取和提煉文學語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湊、過于歐化的學生腔的毛病；講究提煉，能夠脫離粗糙的自然形態(tài)，克服照搬濫用方言土語的弱點。老舍認為作家的風格首先體現(xiàn)在語言上，他的語言的確成為了表現(xiàn)藝術(shù)風格的重要手段，連他的理論文章的語言都是很有個性特征的。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超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范圍。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人主張以他的作品作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老舍致趙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現(xiàn)代漢語教科書中經(jīng)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創(chuàng)作，帶有英國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響，與中國傳統(tǒng)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間的文藝更有深切的聯(lián)系。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眾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濃厚等特點，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能夠雅俗共賞。因此較早地突破了新文學只在學生和知識青年中間流傳的狹小圈子，為廣泛的讀者所喜愛。后來又真實生動地描繪了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再加上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漢語，而受到國外的重視。這些，都擴大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影響。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嫻熟地運用“京味”十足的文學語言等特點，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到手的”諾貝爾文學獎飛走了

　　最近，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問題，被炒得沸沸揚揚；而“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幾乎被老舍得到”這一事實，長期以來卻鮮為人知。在北京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舉行的一次文學講座上，老舍先生的兒子、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原館長舒乙說，中國作為文學大國，始終沒有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見以外，還因為中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著技術(shù)上的難題。而老舍當時在中國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連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程序也很復(fù)雜，先是由國際著名學者進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幾百人，然后層層篩選，最后剩下5位候選人，再由評選委員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jié)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1968年，中國已經(jīng)進入了“文革”高峰。各國在傳老舍已經(jīng)去世，瑞典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又發(fā)動其它國家進行聯(lián)合調(diào)查，中國官方當時對此沒有答復(fù)(編者注:老舍逝世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斷定老舍已經(jīng)去世。由于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給一個東方人。結(jié)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有一種情愫我們應(yīng)該學會珍惜

　　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人們正在對20世紀中國文化走過的路程進行回顧，對其精神遺產(chǎn)進行清理和選擇。為了前行的路，有一種情愫我們應(yīng)該學會珍惜，魯迅、郭沫若、茅盾、夏衍、丁玲、巴金、老舍、曹禺、葉圣陶、冰心、艾青、聞一多、朱自清、馮至等等，這些親切而耀眼的名字，正是他們所提供的精神食糧，溫暖了那些饑寒交迫中痛苦掙扎的人民的心靈。也正是他們，以他們的才華和良知，用來自于人民、最接近人民的藝術(shù)形式，譜寫了那場中國人民自己的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歷史。

　　毛毛 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