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我為什么要質疑文懷沙？源于一次刺激

　　李 輝

　　自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報》刊發《李輝質疑文懷沙》(拙文原題為《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后，不少網民和記者都一再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么現在要寫這篇文章？”人們想知道，我忽然發出質疑，是否因與文先生有個人糾葛所致，文在視頻談話中，也編造一套我曾在狗年采訪過他的說法，試圖將我的寫作動機暗示為人際恩怨所致。人們還想知道,我公開質疑,到底是想“一鳴驚人”,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因此，為使媒體同仁和公眾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將自己為何決定質疑文懷沙的歷史緣由、寫作動機和文化思考詳加敘述如下。

　　一，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關于文懷沙先生的行狀以及入獄原因，我不是因為突然間心血來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報》工作期間，就已經對此熟知，迄今已超過二十五年。

　　1982年初，我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晚報》，先是擔任文藝記者，后任副刊編輯。同年夏天，王戎先生從上海來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慶從事戲劇運動，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我在上海念書時就與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風、路翎、牛漢等先生之后，他說：“我再帶你去看幾個戲劇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后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忙。”

　　我們先去看了鳳子、沙博理夫婦，然后去看望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時人們習慣簡稱為“青藝”)的導演石羽先生，張逸生、金淑之夫婦。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經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張、金夫婦早在抗戰時期就活躍于重慶話劇界，曾參加了郭沫若的話劇《屈原》的演出。從此，我與他們開始有了往來。來往最多的是張逸生金淑之夫婦，他們所住的青藝宿舍，在東單三條的一個不規則的四合院里，離《北京晚報》很近，我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有段時間幾乎每周都去吃飯。院子里住有好幾家，記得都是青藝的人員。我去的時候，常常能碰上他們在一起聊天。

　　青藝是文懷沙工作過的地方，自1953年調入，到1963年底入獄，前后達十年。正是從青藝老人那里，我第一次聽到了“文懷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隨后認識的蕭乾、文潔若夫婦，與牛漢先生一樣，都是文懷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從他們那里，同樣聽到過關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時我與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來，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懷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為研究巴金和撰寫《蕭乾傳》而去采訪卞先生的，后來，編輯“五色土”副刊時，又請他新開“居京瑣記”專欄寫稿。他寄來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銘》，是為他們的房子遇到麻煩而呼吁的。他們住在干面胡同中國社科院宿舍的頂樓，每遇下雨，房頂就往下漏水，夫婦倆不得不四處用臉盤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溫不火，改“陋室銘”為“漏室銘”，把窘狀描述出來，令人同情與焦慮。文章發表后，有了很大反響，我當即與房管部門聯系，他們也馬上派人去樓頂重新鋪瀝青，從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為此事，卞先生專門來信致謝。也是因為這一緣故，我去他們家的次數也更多了，我們的通信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與書信，我珍藏至今。　

　　后來，從一些文學界的前輩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氣，寫過小說。自然，他們也談到過與文懷沙相關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諒他在她懷孕和坐月子期間做了某件事，才決定離婚……

　　因此，可以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懷沙其人其事廣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聽。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經公開，使人有“爆料”之驚。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這些事情，大多避而遠之，當時的許多文化界活動中，也就很難見到他的身影，這一點，查閱當年的相關報道即可得知。

　　雖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從沒有想到要寫出來。第一，他不是我所關注的對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從來沒有把他視作一個文人；第二，在我看來，這屬于個人品行，是受害者與法制部門管的事，何況他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不過，雖然我沒有公開寫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響的范圍里，卻盡量不讓媒體朋友報道他。幾年前，《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北京做一個文化老人系列采訪，請我幫忙聯系周有光、楊憲益、王世襄、黃苗子、黃永玉等，名單上本來還有文懷沙，被我毫不猶豫地淘汰。吉林衛視有個《回家》文化紀實欄目，專門拍攝文化界名人與故鄉、母校的關系，從一開始我就擔任這個節目的藝術顧問和策劃，一次，制片人曾去聯系過文懷沙，但我堅決反對：“這個系列里，不能有他。”很高興，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

　　這便是我二十多年來對文懷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貫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