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翻譯產值從2004年之前的100多億元，到2007年抵近300億元人民幣，只用了3年時間。來自中國翻譯協會的數字顯示，隨著我國對外交流日益頻繁深入，近幾年，外文譯中文、中文譯外文的總體工作量激增。

　　然而，與市場“蛋糕”同時膨脹的卻是“市場亂相”。

　　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僅他家人掌握的盜版版本就有約40個；人民文學出版社所有過去出版的書籍幾乎全被盜版過；某圖書展覽會上的“奇觀”，讓眾多翻譯出版界的行家瞠目結舌：一家出版社展臺上陳列的阿拉伯文、希臘文、挪威文、英文等諸多翻譯書籍，居然出自同一譯者……

　　記者發現，面對這種亂相，譯者、編者、出版社已然“出離憤怒”。而成效甚微的打擊力度，讓一些抗爭者感到“心灰意冷”。

　　“文革后，我們收到來自上海的第一筆翻譯費的通知———只有15元，我至今也沒去領，因為我很生氣，這樣低的稿酬不像話。現在，我知道的葉老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的盜版版本約有40個”

　　“我剛休息好，你可以來談談。”問明記者采訪意圖，年逾九十的苑茵女士在電話里沒有絲毫遲疑，她思維清晰敏捷，表述準確利落。

　　苑茵出生于1919年2月，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傍晚時分，記者走進苑茵家的客廳，這是她與丈夫葉君健共同生活多年的家。

　　燈光柔和地映照在墻壁上懸掛的一幅油畫上，那是以葉君健偕夫人赴丹麥接受勛章為題的畫作。在世界聞名的美人魚銅像前，葉君健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與夫人面對面地交談著，“美人魚”眺望著大海。

　　1913年，美人魚雕像正式安放在哥本哈根市長堤公園臨海的一塊巨大花崗石上。

　　一年后，中國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小山村里誕生了一個男孩。

　　30年后，長大成年的他在英國劍橋大學丹麥同學的盛情邀請下來到丹麥，來到美人魚雕像下，此后，年年暑假他都前往丹麥采風，日積月累中，他熟悉了這里的風土人情，熟知了安徒生的成長經歷。

　　出于敬重和欽佩，更出于對安徒生文字的喜愛，這個中國青年立志譯出安徒生全集，從此歷盡人生40年的光陰，翻譯、修訂、校對，從青年到老年，終將多達三百余萬字的安徒生全集翻譯完畢。

　　這個中國青年就是葉君健。

　　“今年1月5日是葉老逝世十周年祭日，本來打算好好搞個紀念儀式。”苑茵告訴記者，因為有家出版社7年前與她簽訂了出版《葉君健文集》的合同，并答應讓這部匯集葉老畢生精力和心血、寄托苑茵心愿的巨著出現在紀念儀式上，但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實現，紀念儀式經商議將推遲到今年清明節舉行。

　　苑茵說，1954年，上海平明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選集》，安徒生童話一下子風靡中國，為青少年深深喜愛。盡管這本薄薄的《安徒生童話選集》一版再版，但在苑茵的記憶中，直至“文革”前，葉君健從未得到過翻譯報酬。

　　“‘文革’后開始有稿酬了，我們收到來自上海的第一筆翻譯費的通知，只有15元。”苑茵說，那是一套共20多本書的稿費，“這筆錢我至今也沒去領，因為我很生氣。我曾陪葉老去丹麥領獎，人家給他授勛，非常重視，我覺得這樣低的稿酬不像話”。

　　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各省市都印刷出版《安徒生童話》，有朋友不斷將各式各樣版本的安徒生童話遞到葉君健、苑茵夫婦手上，經仔細審閱，夫婦倆既郁悶又無奈。

　　“現在，我知道的葉老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的盜版版本約有40個。”苑茵說，中英文對照的《安徒生童話》出版后，苑茵親自同丹麥駐華大使館的文化官員到圖書大廈簽名售書，“那一天就售出500多冊，隨后這本書就被盜版了。”

　　苑茵清楚地記得，有個老同學帶個香港人進家，游說要在香港出版葉老翻譯的《安徒生童話》，說稿酬能值一輛小汽車的錢。

　　“當年那是很高的一筆數目，但文稿拿到香港就沒下文了。”苑茵說，葉老去香港時還專門找過那個香港人，他就是躲著不見。此后，香港有了葉老翻譯的版本，后來泰國、新加坡也都有了這個版本的《安徒生童話》……

　　翻譯市場需求量的急劇增加，使得那些覬覦出版利潤的盜版者伺機而動。在某圖書展覽會上，竟然出現同一譯者翻譯阿拉伯文、希臘文、挪威文、英文等諸多書籍的“奇觀”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目前專門從事翻譯職業、擁有翻譯職稱的約6萬余人(高校教師不在此列)，將外文譯為中文的翻譯人數，加上國外的譯者，總人數可達五六十萬人。相比之下，將中文譯為外文的翻譯奇缺，其人數無法應對當今社會的迫切需要。能準確將政府工作報告等文件譯成外文的一流譯者，在全國不到200人。

　　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翻譯市場如同一個還未充分開采的“富礦”，于是，各種不規范的行為出現了，繼而變得“見怪不怪”：不法書商低價雇傭大學生、教師或從事翻譯的人趕譯正規出版社的引進圖書；為爭搶市場不惜抄襲侵權、粗制亂譯以牟取非法利益；眾多草草成立的翻譯公司不需要專業資質審核，公司里甚至沒有懂外文的譯員就敢對外簽訂譯文合同，再外尋譯員壓價談判……

　　國內翻譯界的亂相已經影響到圖書出版業的健康發展，顯現出令人憂慮的態勢。而翻譯市場需求量的急劇增加，使得那些覬覦出版利潤的盜版者伺機而動。

　　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的老編輯張福生，從北京大學俄語系一畢業就來到這里工作，在這幢老樓里度過了32年時光。他輕輕拍著自己的辦公桌桌面說：“三十多年沒挪地方，來了就這張桌子！”

　　記者問張福生，盜版書集中在外國文學編輯室哪些書目上？回答令人吃驚：“我們社各個語種的名著都有盜版，我們社所有過去出版的書籍幾乎全被別人盜過。”

　　提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復活》、《契柯夫小說集》、《托爾斯泰文集》被盜版，張福生情緒有些激動，“我說那些盜版者是喪盡天良！”

　　這樣講是不是有些過分？

　　“過分？一點兒都不。”張福生憤憤地說，“你辛辛苦苦生育養大的一個孩子，供他吃供他穿，突然有一天讓別人給搶走了，這人還是你根本看不上的一個人，你怎么想？”

　　外行人無法洞悉從事外國文學編輯工作的艱辛，記者請張福生做了個介紹。

　　這位老編輯拿起桌上放著的一本俄文原版書《索爾仁尼琴傳》說：首先，依據多年對國外書籍動態的了解，知道人家出版了這本書，想親眼看到這本書就得想辦法，要找國外原作者聯系商談版權，經過報價、談判，再經自己這方成本核算后，認為值得在國內翻譯出版，就要簽訂相關合同引進版權，然后考慮找哪位翻譯者最適合，對翻譯完成的譯稿“打毛刺”，對照原文校對時發現解決不了的問題還得向國外原書作者請教，不能出笑話，不能有“硬傷”，整個過程也許很漫長，要花上幾年時間才能搞定，然后是設計、下廠、排版、裝訂，直至成書出版。

　　“盜版者拿著你費盡千辛萬苦譯出來的書，找個敲電腦的快手，或者用更先進的技術掃描，不費什么事幾天就搞定一本書，哪兒有什么成本，無非就是錄入、紙張，人家根本不需要與大使館聯系，不需要與原作者聯系，更不用支付版權費用，他們可以花錢把盜版書的封面和裝幀搞得比你的漂亮得多，然后堂而皇之地擺在貨架上賣開了，你不生氣？”

　　張福生給記者講了一件他親眼看到的“奇觀”：在出席某圖書展覽會時，在一家出版社陳列展臺上，他竟然發現，阿拉伯文、希臘文、挪威文、英文等諸多翻譯書籍，居然出自同一譯者。

　　“我們在這個行當里干這么多年了，哪個語種里誰最行最能干都知道。”張福生說，為了逃避盜版指控，有的出版社亂編個譯者名字，根本就沒這個人。更荒唐的是，有的人不懂原文甚至不懂外語也當起譯者來。

　　“我呼吁了，還親自打官司，寫文章揭露斥責盜版，也曾寫信催促有關部門解決，為政協委員撰寫提案，這一切又能怎樣？成效甚微啊”

　　面對眾多劣質抄襲和盜版的書籍，苑茵說，依自己這般年齡已經折騰不起，打官司太難，她從來不指望抄襲者、盜版者有何補償。她說，“盜版真正損害的是翻譯家最起碼的尊嚴”。

　　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編者、譯者，對于走訴訟之路維護自身權益，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心灰意冷”。

　　李景端是我國翻譯出版界知名人物，作為《譯林》雜志及譯林出版社的創建人、首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卸任后仍然關注著保護譯者和出版社著作權的問題。他曾于2001年在北京出庭代理季羨林等15位翻譯者打贏著作權官司，曾寫文章質疑和揭露能譯十幾國文字的所謂大翻譯家“李斯”和一年能出二十多本譯著的“龍婧”。

　　記者電話采訪了家在江蘇南京的李景端先生。

　　李景端承認“打著作權官司太難”。他總結出的“難”有四個方面：一是認定侵權難。在法庭審理中對抄襲與否、侵權與否的認定最難，事實上許多案件上了法庭就不了了之了；二是取證難。在著作權這一領域，沒有強制鑒定、權威仲裁這一程序，被告不承認，由誰來確認侵權事實存在或發生過，這成為法律實際操作的最大障礙；三是訴訟成本過高。很多人不是不想打官司，而是往往贏了官司耗費精力不說，還要賠上很多錢；四是侵權處罰力度不大。依據法律所能夠請求賠償的數額，只是侵權者非法獲利數額的極小部分，既然無關痛癢，侵權者的囂張也就很正常了。

　　作為意大利作家德·阿米琪斯名篇《愛的教育》的譯者，翻譯家王干卿曾撰文為廓清譯壇奮力呼喊，傾訴自己的困惑與無助。他以意大利文原版翻譯了《愛的教育》一書，并于1998年出版。為了這本譯著，他幾乎搭上性命。

　　王干卿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搜集了此書的數十個版本，發現有的版本是用多個不同譯本拼湊而成的，有的版本則毫無道理地“改寫”原著。在他看來，“偽書橫行”讓原書作者背上黑鍋，蒙受了不白之冤，蒙騙和坑害了廣大讀者，實在令人憤恨。

　　在四處尋覓偽書書商和“譯者”的過程中，王干卿聽到了這樣的答復：

　　“抄你的？怪事！”

　　“抄你的又怎么樣？”

　　“既然你說抄你的，你去告呀！”

　　有人甚至打來恐嚇、騷擾電話，讓王干卿“放老實點”，“別沒事找事”。

　　默默望著案頭擺放的《愛的教育》近三十個不同版本的盜版侵權書、“偽書”、“假書”、“搭車書”及其他各類編譯書，王干卿感嘆：讀者沖著《愛的教育》這個名著來購買，不可能判斷譯本優劣。侵權書大多裝潢精美誘人，其成本低廉、定價偏低，售賣火爆，而正版書多包裝不佳，價格偏高，被棄在書店柜臺最下層無人問津。王干卿的疑惑是，“真不清楚這是翻譯市場真正的繁榮，還是虛假的繁榮？”

　　而李景端則毫不掩飾自己的悲觀，他說：“我呼吁了，還親自打了官司，還寫文章揭露斥責盜版。我也曾寫信催促有關部門解決，還為政協委員撰寫提案，這一切又能怎樣？成效甚微啊！”

　　葉君健、苑茵夫婦曾委托中國作家協會版權保護部門打假。“人家說，要找出葉老的翻譯語言特點才能打官司。”苑茵說。

　　判斷一本外國文學圖書是不是盜版書，真的那么難嗎？張福生認為，這絕非難事。

　　以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為例，張福生說：“有些場景的描寫誰都能翻譯，有的場景和描寫只能在好的譯者筆下，才能憑借多年儲備的學識和經驗‘甩彩’，別人翻譯不出來。人家上世紀50年代就翻譯出來的《安徒生童話》，后來不斷修訂，別人再翻譯，至少也有個樣本在前。”

　　張福生建議，必要時，可以由政府有關部門指令成立專家鑒定組，一方面考察譯者對譯著專門知識的積累，一方面考察譯者語句習慣、翻譯方法，還可以采取面對面直接提問的方式檢驗譯者是否真正熟悉原著原文。

　　“關鍵是有關部門想不想管好，有沒有辦法管好。”張福生說。

　　盜版成本非常低，再加上有地方保護主義作怪，處罰力度也不夠大，致使盜版現象屢禁不絕

　　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半個多世紀以來，作為國家級文學出版社，該社至今已出版古今中外優秀文學作品以及文學理論、高校文科教材、人文科學著作等圖書近9000多種，發行8億多冊。

　　2月27日上午，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路英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介紹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發展到現在，每年出書總碼洋達3億多元，銷售收入1.5億元左右，外國文學占到四分之一。改革開放后，外國文學出版出現競爭局面，人民文學出版社因為資源豐厚，名著出版積累多，仍是外國文學出版的重鎮。

　　路英勇坦言，盜版成本非常低，再加上有地方保護主義作怪，處罰力度也不夠大，致使盜版現象屢禁不絕，“我們面臨著很大的困擾。一旦發現有盜版，我們要去取證，包括出差、派專人，成本很高，而效果也不敢期待，常常是得不償失”。

　　“據我所知，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國內還沒有一家出版單位與其在西班牙的版權代理人談妥版權事宜。”路英勇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接觸過這本書的版權代理人，人家要價非常高，一本書要一美元，還要很高的起印數，根據起印數事先一次性付清。盡管這不是國際版權談判的慣例，但人家的想法是，拿走高額版稅，就這一錘子買賣。說到底，這還是對我們的市場環境沒有信任感。

　　在路英勇看來，對外國名著濫譯、濫編致使譯文整體質量下降，導致出版界在社會公眾中普遍引發了誠信危機。雖然讀者圖盜版書便宜而購買，但最終損害的不僅僅是正規守法出版社的經濟利益和品牌聲譽，也損害了讀者享受上乘品質譯文書籍的權益。

　　路英勇在日本學習期間了解到，成熟的圖書市場是需要經過日趨完善的整頓和教育的。日本民眾一旦發現某書店里有盜版書賣，這個書店此后就很少有人光顧了。民眾自覺抵制盜版書，盜版書的違法成本就提升很高，要冒很大的風險，盜版現象因此而大大減少。貪圖便宜、不辨是非地購買盜版圖書，也是助長盜版猖獗一個客觀因素。

　　記者從中國翻譯協會了解到，1992年，中國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后，正規守法的出版社對已經出版的圖書版權進行了大范圍嚴格審核，對處在版權保護期內的作者和作品，想方設法找到版權所有者或版權代理人，簽署合同，支付應付的版權費用，規范地執行版權規定。

　　然而，中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后，有關管理部門不再對翻譯著述和譯者進行統計。從此，每年全國到底有多少重印重譯的外國著作難以知曉。放棄這項權威統計，導致沿襲多年向讀者推薦好版本的做法失去了可靠依據。

　　記者手記

　　據中國版權保護中心統計：2008年中國軟件著作權登記量同比增長9成以上，47000多件的數字，超過了前兩年登記量的總和。盡管如此，中國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承認，中國版權產業起步較晚，中國版權市場開始與世界接軌不到20年，民間對“版權”這個概念還相當陌生。

　　盜版抄襲者在爭搶世界名著、國外暢銷書方面不遺余力，譯者、編者、出版社為維護版權尋求法律救濟的實際操作卻存在障礙。怎樣才能把那些從污水坑里爬上岸、換上“馬甲”堂而皇之闖入的盜版圖書趕出殿堂，重塑出版界、翻譯界通過法律途徑來討伐盜版者的信心，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課題。(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