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歸來　袁世凱必須宣誓】

　　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還遠在美國餐館里打工。眾望所歸地登上總統(tǒng)寶座，憑的不是武功，還是他“精神教父”的力量。

　　此時此刻，真正能夠操持國運的還是前相國袁老三。孫先生以思想和熱情征服的是國人的心靈，而要除掉帝制死黨，舉國之內(nèi)，只能靠袁世凱這個有生力量。孫先生只能做個臨時總統(tǒng)。臨時之意，革命黨人最清楚，不是什么妥協(xié)和軟弱，誰真正有力量的時候也不會妥協(xié)、軟弱。

　　就這樣，孫中山坐鎮(zhèn)南方，虎虎生威，袁世凱宮廷利誘，磨刀霍霍，大清帝國的母子便在這南來北往的合作中繳械投降了，一紙遜位詔書，一張和平條款，這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在千年帝制史上竟是不多見的呢。

　　革命黨人一旦位居中樞，便會將自己的理念發(fā)揮到極至。

　　僅看那就職的誓詞，便是一掃塵霾，振聾發(fā)聵：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nèi)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tǒng)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

　　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孫中山就莊嚴宣布：“中華民國建設伊始，宜首重法律”。

　　為此，臨時政府專門成立了“編訂一切法律命令”的法制局，雖有局長宋教仁主政，孫先生還是“大包大攬”，親自領(lǐng)導立法工作。

　　先是約法，雖為臨時憲法，但那內(nèi)容、那精神卻是千百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大氣魄，大手筆。

　　以前開篇第一句是“皇帝統(tǒng)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如今是“中華民國之主權(quán)屬于國民全體”。

　　以前是“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現(xiàn)如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

　　約法仿照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度，規(guī)定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tǒng)、國務員、法院行使統(tǒng)治權(quán)，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quán)分立的政治體制；根據(jù)資產(chǎn)階級的天賦人權(quán)、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宣布中華民國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私有財產(chǎn)、言論、出版、集會、結(jié)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請愿、陳述、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quán)利，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

　　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買賣華工，禁止買賣人口，廢除奴婢買賣契約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認受歧視的所謂“賤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權(quán)利。

　　不僅如此，一些傳統(tǒng)的刑訊酷刑都廢除了，這也是早年孫文司法改革的理想。命令官廳焚毀刑具，禁止刑訊、體罰，整頓警察，維持治安，并整頓吏治，嚴禁違法亂紀。

　　對一些封建的陳規(guī)陋習也做了改革。不興跪拜，不許打人，辮子剪了，小腳也不裹了，以前是帝制，現(xiàn)在是共和，并且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民初的孫中山一口氣推出的三十余件有關(guān)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法令、法規(guī)，在中國近代史上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歷史影響。

　　孫中山把法律看成治國之“體”，超越了前人，也超越了同輩。

　　他說：今日辦法只可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

　　他說：“國家之治安，惟系于法律�！�

　　但他最看重的還是那個臨時約法。那里凝聚著革命黨人的全部革命成果與未來夢想。在他心里，權(quán)力可以讓給袁世凱，但袁必須有“永絕帝制，服膺共和”的宣誓，必須遵守精神教父的統(tǒng)一規(guī)劃。他把宣誓作為袁世凱獲取權(quán)力的合法憑據(jù)，以為凡能履行宣誓的，“其國必治”。

　　精神教父的歸去來兮，是一曲倡言法治的高歌猛進。

　　抱定“天下為公”信念的孫先生不會想到像他這樣的圣潔之人并不多見。在一個缺乏超越性信仰的社會里，每個人都還有帝王意識。正是由于缺乏超越性的信仰，誓言可以隨便發(fā)，但誓言也可以隨便破壞，服膺共和的事就很難說了。

　　因為，迷信法律的孫中山現(xiàn)在還沒有認識到權(quán)力與法律體用相因的關(guān)系。

　　他不知道，袁世凱一方面對約法信誓旦旦，一方面卻是底氣十足。答應，什么條件都答應，因為我有權(quán)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