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作家 80后得先學不寫錯別字

　　新京報：你之前也說了《小時代》的書名起得很好，不知道你看沒看過那本書？現在很多人覺得一些青春作家可能銷量很高但是文學性不夠。你怎么看待80后作家？

　　劉震云：我泛論一下吧。我覺得一個時代產生自己的文字書寫者是非常正常的。凡是新產生出來的群體，新產生出來的文字，一開始都是要遭到責難的，但是新的總會慢慢變成主流的、中堅的、成熟的。

　　目前80后作家的作品我還是讀過好多，存在最根本的問題：他們對于新的元素、新的人類知道得很多，但是他們對于整體的世界和整體的人類相對了解得比較少，廣度夠了，深度嚴重不足。另外對于藝術形式，比如像小說本身的研究也非常不夠，我能看出他們的結構能力、情節能力、細節能力、語言能力都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胸襟和氣度，動不動就罵人的人我覺得很難寫出好作品。最后一點，我覺得他們必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寫錯別字，一頁紙如果有3個錯別字的話是不可原諒的。就好像楊百順學殺豬，把腸子捅爛了，弄得滿腔都是爛腸子和大糞，這就不對了，我覺得是不是從學好漢字開始？

　　談電影 我不是愛惜羽毛的孔雀

　　新京報：你在《桃花運》中的表現讓人印象挺深刻的，你覺得自己演得怎么樣？

　　劉震云：緊張，那一條我拍了十幾次，因為我總是笑場。但是這種緊張也正好符合了那個人物的性格。對于我演電影這事，連我媽都說不靠譜。我仔細分析過這件事：一，本來我不是人來瘋，不適合做演員，為什么就去演戲了呢？怕還是小時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戲班子敲梆子。二，也怪這些戲的導演。怎么會發現我身上有表演的細胞呢？不會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樣是魯智深，就隨朋友去了趟滄州。三，“刺打”(挖苦)我的人認為是件大事，我卻覺得就跟去菜市場買趟菜一樣，“有什么啊，還值得說”。四，時間也不長。每部戲里，也就仨倆鏡頭，吃頓飯加抽袋煙的工夫，比去內蒙販驢容易多了，不耽誤我干別的。五，我不是一個多么愛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新京報：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可能會考慮一些畫面、鏡頭感，觀眾的接受度，這些對于文字會不會有一種消耗？

　　劉震云：不是說電影消耗文字的什么東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度。一個要去的是汴梁，一個要去西安，不但吃的東西不一樣，口音都不一樣。所以你事先心里要知道你不能按照汴梁的食物、語音和風俗習慣來要求西安。拍一個電影不會給這個作品增加一個字，也不會少一個字，你的作品還是作品。它又給了我一筆錢養家糊口，這不好嗎？

　　我跟其他的作家是不一樣的，我是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職業者，我是靠寫字來養家糊口的，其他的專業作家他們是拿納稅人的錢的。所以我看到其他的專業作家在義正辭嚴，在教誨和教訓我們的時候，我根本不信。是一個作者，就應該用自己的寫作來為生，哪有釘皮鞋的不釘皮鞋就有人給他錢啊？

　　新京報：大家現在都把你的作品稱為“劉氏幽默”，你的幽默來自于你的生活嗎？

　　劉震云：幽默是最能消解苦難和沉重的方式，一個是生活本身的幽默，還有一個是產生的地域幽默。河南人是非常幽默的。我曾經舉過一例子，我寫《溫故1942》的時候，如果寫悲劇，沒啥意思，但是悲劇里藏著極大的喜劇這是我關注的點，一人走著走著死了，臨死之前他說的不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傷心欲絕，他說：“某某，三天前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