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孔子的認識

　　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們在少年時代肯定都是要讀圣賢書的。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央最高領導人公開對外發表關于孔子評價的言論，這是首次。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號稱歐洲文明鼻祖。孔子與之相比，不但毫不遜色，而且獨具光彩。

　　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們在少年時代肯定都是要讀圣賢書的。而我們第二代領導人多出生在民國初年,雖說科舉制度早已廢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廣尚有一個過程,所以我們這一代仍有相當數量的人少年時是在鄉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紀20年代,曾經用心讀了些孔子之書、孔門之書。之后當我再讀高小、讀師范接受新式教育時,又曾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對孔孟之道持批判態度。有趣的是,60年之后的上世紀80年代,我進入老年,卻又擔任了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

　　鄧大姐點將

　　給我派這個活的倡議人,是“文革”后期在“四人幫”搞的以“儒法斗爭”解釋歷史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中首當其沖的“大儒”——周恩來總理的遺孀鄧穎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視察引出的。

　　1983年夏,時任政協主席的鄧大姐去山東視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當時是怎么一種狀況呢?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北師大造反派頭頭譚厚蘭,帶領“討孔戰斗隊”,到曲阜造孔子的反,胡亂折騰。雖然周總理馬上出面制止,但被合稱為“三孔”的孔林、孔廟、孔府等古跡,已遭到他們嚴重破壞。兩千多年來受到歷代中國人景仰和尊重、被稱為“萬世師表”的孔圣人竟然受到現代中國最著名的師范大學造反派的侮辱,這實在是斯文掃地!鄧大姐視察時看到“三孔”一片破敗的景象,不禁扼腕嘆息。陪同她的山東省委書記蘇毅然同志介紹說:1979年,經胡耀邦同志批準,山東省和曲阜縣已著手對孔林、孔廟、孔府進行修復,但資金缺口比較大,建議成立一個孔子基金會,多方籌集經費,進一步整修“三孔”,并請鄧大姐出面領銜主持。鄧大姐贊同成立基金會,但認為她不宜出面。她說,有個很合適的人選,就是谷牧同志,雖然他長期在中央、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個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們山東人,對孔子的事情也比較明白,可以推舉他。

　　我想鄧大姐推薦我還有一些沒說出,或在當時那種思想解放尚不夠深入的形勢下不便說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總理領導下的長期工作中從來沒有偏激的行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體現。鄧大姐還建議,邀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同志也參加此事。

　　鄧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議,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國家支持的群眾性學術團體中國孔子基金會,確定我任名譽會長,匡亞明同志任會長。中央辦公廳為此專門發出了通知,有關方面都表示贊同。

　　孔子基金會創辦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當然認真去辦。此后,同有關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關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組成的理事會,創辦了《孔子研究》學術雜志(當時是季刊,后改為雙月刊),進行了經費籌集工作,開展了國際孔子、儒學研究的學術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在北京——曲阜舉行了孔子誕辰25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5大洲25個國家和地區300多名學者參加。當時分管外交工作的副總理吳學謙同志主持開幕式,我作了主題講演。新任黨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接見了部分海外學者,發表重要談話。他說,中國古代有孔子這樣一位思想家,我們應引以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遺產,應當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繼承發揚。他在談話中引用了孔子主張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強調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觀主義,并建議編輯出版這次學術討論會的文集。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央最高領導人公開對外發表關于孔子評價的言論,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重視,影響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會的活動。

　　應當說,孔子基金會的工作,已經初步開展起來了。當然今后還要進一步開拓。這些工作,是靠基金會里其他負責同志和學術界的熱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決了些問題,從各個方面爭取一些支持。我擔任的社團名譽職務有20多個,比較起來,孔子基金會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對孔子歷史地位及其學說的再認識

　　擔負了這個社會職務,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學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復雜的歷史因素,由于許多同志在黨內多次政治運動中形成的“寧左勿右”的思維定式,對孔子的研究和評價,在新中國建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敏感問題。許多人對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鑒于貫穿大半個世紀的反傳統思潮的扭轉有一個過程,而且說老實話,我也是在接受這方面工作后經反復思索才逐漸加深了對儒學的認識,我在一些講話中循序漸進地強調了三點想法。

　　第一點是強調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貢獻。

　　無論對孔子如何評價,我認為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存在和影響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歲的孔子,當時就是博學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辦了三樁足堪稱道的事。一是創立了以“仁”為中心、有著深刻內涵和廣泛外延、頗具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學派;二是整理編錄古代典籍,集他那個時代之前中國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創辦私學,突破了在此之前“學在王官”的狀況,擴大了知識傳授,號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我以為,這三樁事都是具有開創性的。從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進程看,應當說孔子在春秋時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間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孔子作為大學問家聞名于當時。許多諸侯國的當政者,遇到重大問題,往往要請教于孔子。激烈反對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說他“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我們稱孔子為杰出思想家、偉大教育家、著名社會活動家,當不過分。

　　盡管孔子在世時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陳蔡,餓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卻大大尊榮起來,封王、稱師、號圣。由漢唐到明清,中國的封建皇帝,無論是漢族或少數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會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都要從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學問,尋找精神支柱和思想營養。這說明,孔子確立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學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資料。當然,孔子的學說,有正確的,也有謬誤的;它對后世的影響,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后代對孔子的利用,有時起了進步的作用,有時起了阻礙的作用。不過,把這一切總起來看,不能不承認他對中國歷史發展特別是思想文化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還應當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上來觀察。古希臘師承相傳的三位先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號稱歐洲文明鼻祖。孔子與之相比,不但毫不遜色,而且獨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蘇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圖120多年,早于亞里士多德160多年。東漢之后,孔學東傳朝鮮、日本,南漸越南等國,長期成為這些國家的“國學”。17世紀以后,經利瑪竇等傳教士介紹,孔子和儒家學說又傳播到西方,得到法國學者霍爾巴赫、狄德羅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稱贊,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起了促進作用。孔子,與中國古代文明、東方思想文化體系聯系在一起,是公認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學,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單元。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開拓理論、學術、歷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勢下,對孔子、儒學無疑應當正面直對,認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對之采取回避態度,中國的歷史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與世界文化的關系,就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說得清楚。上述這些是我對孔子的第一點看法。

　　第二點是,要科學地廣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國歷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現象、反孔的歷史時期存在。無論是尊孔或反孔,都有個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點論,而不是兩分法。我們現實的研究,不應當再步入“尊”和“反”的誤區,要堅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立足于孔子思想與活動的實際,把孔子作為科學探討的對象進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當然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孔子的學說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們的代言人和學術代表。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盤加以否定,未免簡單化、絕對化。照這樣的思維邏輯,很可能流于民族虛無主義。

　　研究孔子,還應當注重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實踐同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東西這兩者的區別和聯系。漢代五經博士塑造的孔子,宋明理學闡發的孔子,康有為筆下的孔子,乃至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孔子,與本來的孔子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遠。中國人解釋的孔子與外國人解釋的孔子,更是很不一樣。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用孔子的某些學說宣揚他們的教義;法國百科全書派認為孔子的某些學說近于唯物論和無神論;德國的古典哲學家卻從孔子那里看到了辯證法。對于中外各種解釋孔子者,應當加以系統研究,但不能把他們的解釋當成本來的孔子。

　　因為孔子之學是個廣博、復雜、良莠并存的休系,后來對孔子的解釋、演繹又是五花八門,所以,研究孔子應當多層次展開。我對孔子基金會的學術研究活動,多次提出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一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社會實踐;二是孔子創立的儒學及其后世的演變;三是以儒家學派為骨干的中國傳統文化;四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輻射源的東方文化;五是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當然,在研究中要注意這五個方面的相互聯系,而不能割裂地孤立研究。

　　當代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研究孔子,應當堅持和提倡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觀點和方法獲得的有科學價值的成果,貫徹“雙百”方針,歡迎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繁榮有關孔子的學術研究。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這樣做都很重要。這也是面向實際的科學態度。

　　第三點是研究孔子,要古為今用。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批判地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國外先進的思想文化,以創造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孔子的學說是當然的重要對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為了用以服務現實,我們毫不諱言這個功利主義的目的。一向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用的孔子學說,其中有許多東西仍然可以為中國的工人階級政黨所利用,我們應當敢于公開申明這個觀點。

　　孔子學說中可為今用的部分,我以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關于教育、學習的許多論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來為我所用。比如《論語》講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確的治學之道、交友之道、個人修養之道嗎?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總體來說,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統治的長治久安服務的,但其中某些具體部分卻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這些“愛民、安民、養民、富民”的思想,則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對待黑格爾學說那樣,將其原來的意義加以揚棄,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借鑒運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許多關于道德修養的主張,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還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這些命題,當然都有孔子的階級烙印,是從屬于孔子的政治主張的。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具有相對的真理性。我們可以借為改造使用之。當然,講可以批判繼承孔子的思想學說,運用于今日,并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個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按照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繼承,用以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來說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歷史遺跡,是中國的重要人文旅游資源。僅1993年,曲阜就接納游客110萬人次,收入6.26億元。從改革開放至1993年總計15年來,曲阜由旅游業獲得的效益超過42億元。以“三孔”為主的旅游業成為當地重要經濟支柱,并帶動有關行業的發展。當年,孔子曾周游列國,現今山東、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發展旅游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還有許多處,應當都有計劃、有步驟搞起來。辦孔子遺跡的旅游業,宜將經濟與文化緊密相結合,賦予增長知識、啟迪思想的內容,注重高格調。

　　實踐還說明,抓緊抓好科學地研究孔子這個課題,對于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加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做好海外華僑和華裔的工作,增進與各國人民的友誼合作,有著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舉行海峽兩岸孔子研究學者對話會,臺灣有8所大學、兩家重要雜志的著名學者前來。這是大陸與臺灣隔絕40多年之后兩岸學者第一次面對面交流科研成果。陳立夫先生雖因各種原因未能應邀來訪,但親筆回了信,對我們“宏(弘)揚圣教,不遺余力”表示欽佩。1988年,宮達非、馬儀、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會代表團出訪歐洲,與對孔子、漢學有很大興趣和一定造詣的希臘船王樂濟世先生建立了聯系。他除贊助10萬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還捐款1000萬美元支持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此款交農業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韓尚未建交的條件下,孔子基金會的幾位專家應邀訪問漢城,得到當時韓國總統的接見。可見辦好有關孔子的事情,能夠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增進國際交往貢獻力量。所以,經中央批準,1994年10月,在北京舉行紀念孔子誕生2545周年的活動,并借這個國際性學術會議,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由我任會長,后由葉選平同志接了我的班。

　　本文摘自新近出版的《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