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太陽？……這是個問題

　　海子20年祭，重讀海子

　　“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也有人類的氣味——／在幽暗的日子中閃現／也染上了

　　這只猿的氣味／和嘴臉。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不像但丁。這時候沒有閃耀的／星星。更談不上光明……”

　　——海子《太陽·七部書》

　　海子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記得當年四月初我最早是從北京詩友的長途電話中得知此消息的。在隨后一篇文章中我漫不經意地寫過這樣一句話：“在海子留下的詩歌中，他會被繼起的詩人所包圍，海子是會不朽的，他的詩歌會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憎恨的方式——得以長存。”其實當時我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話的真義所在。的確，有時是你在說話，有時是“話在說你”。后者像是未曾現身的“未來內在的你”在說話。

　　前不久，我到山區看望教育實習的學生。當我走進太行山褶皺里一所中學，我聽到高一年級教室傳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瑯瑯的誦詩聲。海子的詩歌入選中學《語文》必修課本已近十年。現在，海子已成為繼朦朧詩之后當代最有影響的一位詩人(不是“之一”)，他的詩作得到了精英知識分子與大眾的一致認可，甚至跨出文學領域，他成為人文知識分子們“回憶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的一只精神屋宇尖頂上的“風信雞”。無論是出于對現實焦慮的曲折的宣泄，還是精神文化意義上的懷舊，海子都成為非常重要的精神鏡像或參照。海子在不到五年的創作時間內，創作了二百余首高質量的抒情短詩，以及詩歌巨制《太陽·七部書》，他主要是憑借其詩的精神重力和藝術質量，震撼當時、伸延到當下也將伸延到未來的。當時我聽到不少人(特別是詩人)認為，是“詩人之死”使其詩得以廣泛傳播，這么說在當時有一些道理，因為誰也無法超越時間。但是誰現在依然要這么說，就需要有足夠的盲視來確保自己永遠在精神和審美敏識力上蒙昧無察了。

　　海子的詩歌：反思現代性

　　海子詩歌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大量抒情短詩，以農耕文化的衰亡，來隱喻“精神家園”的喪失，并寫出一個大地之子對千百年來生存真正根基的感念和緬懷。但是，語境中的明澈與幽暗，稱頌與哀傷，“神恩普照”與“天地不仁”，充實與陡然襲來的空虛……如此等等，彼此糾葛的意向扭結一體，使它們截然區別于那些簡單的“農耕慶典詩歌”，獲具了更縱深的背景。其二，是“現代史詩”類型，即詩歌長卷《太陽·七部書》。《太陽》與詩人抒情短詩的不同不僅僅在于體制宏大，還在于它更多體現了詩人對終極價值的渴慕，以及與它的缺席相伴而生的不安和絕望。

　　1979年，15歲的海子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這個自小生長于安徽農村的孩子第一次置身于大都市時，正值中國社會歷史、思想史和藝術史上“追尋現代性”的激變的年代。按照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說法，現代性這一概念表達了“未來已經開始了”的信念：這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在這個歷史形象中，現在就是一個持續的更新過程。革命、進步、解放、發展、危機和時代等，至今仍然是流行的關鍵詞。現代性一方面以這種歷史意識為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又使得現代性不再能從別的時代獲得標準，而只能自己為自己制定規范。它同時表明，現代人類生活的時空，開始具有了由上／下維度的信仰階段，向前／后向度的世俗階段轉型的整體性和廣延性。

　　比照以上說法，海子詩歌“開啟”的向度卻不是“未來”，勿寧說是“過去”；其詩歌的“標準”和“規范”也不是由“時代進步”的幻覺所透支的，而是朝向但丁、歌德、荷爾德林、莎士比亞以及浪漫主義經典詩歌的努力；而從精神維度上，海子也試圖再造新時代的上／下維度的信仰，指向精神空間而非世俗“時間”。

　　———那么海子的詩歌是沒有“現代性”的嗎？我認為，海子充滿創造活力的詩歌同樣深具現代性。只不過這是一種“反思現代性的現代性”。這種精神姿態與美國學者艾愷指出的憂慮相似：“它(現代化)造成了社會的群體向個體的轉變，功利概念的加強以及個人私利的計算，這一傾向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有增無減，發展趨勢難以預測”。海子既懷疑“走向未來”意義上的“時間神話”，又不愿意像日常經驗口語詩人那般只強調“當下”即時欣快式的“小敘述”，于是，在三種時間中，他首先選擇了回溯“過去”。在《思念前生》《亞洲銅》等諸多早期作品中，他試圖找到可供自己加入的種族“傳統”的寫作資源或文化系譜。

　　雖然“母親如門，對我輕輕開著”，“我”卻漸漸感到了遲疑。因為詩人不久就發現，即使走進這扇“門”，也難以真正找到足以安頓自己的心靈和當下存在體驗的東西，他說，“我恨東方詩人的文人氣質。他們隱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們把一切都變成趣味，這是最令我難以忍受的。”雖說海子的認識不無偏激之處，但的確擊中了傳統詩歌與現代詩的重要歧異點：前者是流連光景的，主要關涉人與自然和人與生活的關系；而后者則更顯豁地增補了“人與自我的緊張關系”(我的生命和生存，是寫作中的“我”所觀照探詢的準客體)。前者是對既成境況的提煉、點染，后者則更多是凝聚著“意志性體驗”的文本，詩人表達的是生命的意志和“對自我的意識”，有獨立個體的“思”的開闊背景貫注其間。

　　因此，海子的回溯“過去”，不再是通向傳統的價值形態和審美性格，而是返回粗糲的大地、河流、村莊、農耕等永恒的人類生存和生命之龐大根塊。這個彼此勾連的根塊，是被置于現代社會的參照背景下推出的，它既有實體性，但更有文化意向的象征性，是一種形而上的“文化鄉愁”，尋找“靈魂棲居地”的沖動。象征主義詩人里爾克說：“我們應當不僅不要去污染和削弱那‘實在’，而且，正因為它與我們共享短暫性，我們應當以最熱情的理解來抓住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們變形。使它們變形？不錯，因為這是我們的任務：以如此痛苦、如此熱情的方式把這個脆弱而短暫的大地銘刻在我們心中，使得它的本質再次不可見地在我們身上升起。”這里的關鍵詞，“實在”與“變形”，“本質”與“表象”，“不可見”與“銘刻”，似乎是構成了矛盾，但在現代詩人的意識中，它們并不矛盾，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不僅是大自然的景色，更是它與主體心靈互相的感應契合，是內／外世界相互打開，是由“客觀對應物”所激發出的對“未知”的體驗和表達。這也就是海子所說的，他不是歌詠大地景色，而是命名“景色中的靈魂”。

　　“回不去的家園”

　　海子詩歌中的大自然，特別是大地、村莊、作物、河流乃至蒙古、西藏、青海……如此等等，都同時飽蘊著巨大的心理本質暗示性，他像蜜蜂一樣“收集”它們，構成了他個人獨特的心理和情感場域。這使海子不同于那些單純的“戀土詩人”。讓我們來看看海子的關鍵詞“村莊”“麥地”——“村莊，在五谷豐盛的村莊／我安頓下來／我順手摸到的東西越少越好！／珍惜黃昏的村莊，珍惜雨水的村莊／萬里無云如同我永恒的悲傷”(《村莊》)，“麥地／別人看見你／覺得你溫暖，美麗／我則站在你痛苦質問的中心／被你灼傷／我站在太陽痛苦的芒”。(《麥地與詩人》)無疑，這里有大地之子對地母的感恩、歌贊，但又不僅于此。這里的田野、村莊呈現著光明后的凄涼。對“別人看見你覺得你溫暖，美麗”的“村莊”和“麥地”，詩人看到的勿寧還有更多不同的東西，它們是一個有如剩日般悲傷的，清潔而岑寂，寒冽而閃耀的“心理場”。與其說它們是溫暖的家園，不如說其是一個已經無法回去也無法挽留的“它在”，一個“它者”——迫使詩人自省、慚愧、痛苦的“神秘的質問者”。在對“誠實的大地”的誠實中，詩人不得不承認，這個意味著勞動、義德、信實和清寒的“家園”，正在無可挽回地消逝而去。家園、大地作為“拯救”的力量已不可能，面對麥地的“質問”，詩人已雙重性地從“時代”和“內心深處”挖掘出了痛苦的答復。

　　在海子詩中，“大地”及與此相關的詞語系列，其含義又是漸漸地變化的。如果說上述“大地”主要是指代“精神鄉愁”的話，稍后詩人筆下的“大地”在此基礎上又被增補了“土地”本身的實體性(甚至包括生態危機)。在長詩《土地》中，海子寫出了現代社會中“欲望”對土地的替代，與其說詩人是在“批判”，不如說同時更是在無奈、無告的宿命性追問：“我要說的是，由于喪失了土地，這些現代的飄泊無依的靈魂必須尋找一種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膚淺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弘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來代替和指稱，可見我們已經喪失了多少東西。”這樣，海子詩中“大地”的喪失，就等同于“此在”之基被連根拔起的“黑夜”——“黑夜從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豐收后荒涼的大地／黑夜從你內部上升”，(《黑夜的獻詩——獻給黑夜的女兒》)彼此糾葛的意向使詩章充滿了張力，我們讀著它，感受到一種復雜難辨的滋味，我們究竟在讀一首“獻詩”，還是在讀一闕“挽歌”？它究竟是在寫土地，還是在寫具體歷史境遇中的心靈？海子詩歌的豐富意蘊和魅力正體現在這里，它包容了如上雜陳的各義項，攪得我們的心智深深不安。

　　詩人說“黑夜”是從大地上升起而遮住了光明的“天空”，即精神信念的缺席不是人們墮落的原因，應該反過來理解，精神的缺席正是人們墮落的結果，“黑夜從你內部上升”。在這萬劫不復的向著物質和欲望放縱主義的“集體進軍”中，詩人預感到了前程的危險，他要說出“欲望的陷阱”，唱出挽歌。他認為人應有能力仰望天空，同時又諦聽大地“巨大元素”的召喚，將精神清澈與沉思默禱凝而為一。人固然充滿勞績，可人之為人，卻應秉有精神和靈性，在勞作中“仰望天空”。“天空”作為一種精神維度，有這個維度存在，我們才得以澡雪精神，抑制無休止的粗鄙欲望，使“黑暗的谷倉”變得澄明朗照，在豐收中看到人性的光芒，而不是物質“太豐收”而精神“太黑暗，太寂靜，……也太荒涼”。

　　試圖依托“大地”的人發現了“黑夜從大地上升起”，欲向“遠方”的人預感到的是“一無所有”，歌吟“麥田”的人最終看到的是“絕望的麥子”——這幾乎是那些敏感的理想主義詩人們在現代社會的宿命。海子也在很大程度上意識到了這種充實／空無的一體性，正是在這個“二而一”的境況里，進入1988年后，海子將自身的分裂表達得格外驚心動魄。

　　在海子生前寫的最后一首詩《春天，十個海子》中，“我”不但與“你們”分開，“我”甚至與“我”生命中渴望基本生存幸福，渴望基本價值安慰的成分也要自我“分開”了——“春天，十個海子低低的怒吼／圍著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亂你的黑頭發，騎上你飛奔而去，塵土飛揚／你被劈開的疼痛在大地彌漫／……大風從東刮到西，從北刮向南，無視黑夜和黎明／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春天，十個海子》)

　　這首詩寫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點到4點，距詩人棄世只有12天。海子經歷著怎樣的內心掙扎，已永遠成為他個人的秘密了。但就文本本身而言，我們看到的是詩人死志已定，高度清醒(當然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說是偏執)。“十個海子全部復活”，不排除其喻指對自己身后留下的詩作極其自信的成分，但更主要是指詩人在內心曾經發生過的多重自我爭辯／分裂。“十個海子嘲笑這一個野蠻而悲傷的海子”，“被劈開……”，是對自己生存處境甚至死后被包圍的輿論化的“話語處境”的指認；而說“就剩下這一個，最后一個／這是一個黑夜的孩子”，海子是要將自己與那些單純的“田園牧歌詩人”嚴格區分開來，他“不能自拔”，也不屑于自拔，他要忠實于自己所見、所感、所思。他已經清楚自己生活的時代、歷史、生存境況的性質，他熱愛的“鄉村”，不再是烏托邦，它承受不起人精神的托付，而是冬天、死亡、空虛和寒冷的所在。在這最后的時刻，詩人靈魂最深的角隅被掀起，他最后懷著痛斷肝腸的愧疚想到了一家六口親人艱辛的生活……但幾乎是同時，更巨大的悲風沖卷而至，它不但要帶走海子，甚至也將帶走詩人剛才預想到的可能的“全部復活”和“光明景色”——“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追問“這一個野蠻而悲傷的海子”之外的十個海子，也是在追問所有空洞地言說“曙光”的人們。

　　這就是海子抒情詩中的主要線索之一　——“回不去的家園”，它們具有明晰的心智和情感演進線索，甚至建立了心理完型意義上的個人話語場(個人的心靈詞源，意蘊，措辭基礎)，這是貨真價實的“有方向的寫作”。與其像諸多評論所說的海子建立了“大地烏托邦”，我寧愿說從海子這里，大地烏托邦在詩中才開始“以問題的形式存在”。

　　《太陽·七部書》：跌向太陽的道路

　　海子的《太陽·七部書》不同于習見的“史詩”模式，而是以意志性感受貫穿起來的。“太陽”，從精神維度上是“向上”的，似乎這使之自動帶有“絕對訴說”的神性意味———但是，對一個沒有穩定的宗教皈依的詩人而言，這種“絕對訴說”，其對象是不明確的(當然這并非是什么缺失)。因此，海子這部詩中“神性”的出場，不是基于其“先在之因”，而只是一種“借用因”。這部詩中神性音型的強弱，是與詩人對當下“無告”和“酷烈”的心靈遭際成正比的。我們只能說，海子一面“發明”出了自己的“神性”，繼而或同時又自我盤詰這一“發明”。這是兩面拉開的力量，海子本人的生命過程受害于這種噬心而綿長的分裂體驗，但他的這部長詩卻恰恰因此獲具了某種真切的張力和心靈的可信感，而非向上一味升華、蒸發而“不知所終”。就此而言，在海子辭世后，無論是將之視為單純的“升華者”而贊美的人，還是基于同樣的理由而貶低他的人，都是只看到了詩人某一方向(方面)的特征而將其

　　簡化。在這種簡化中談海子，贊美和貶低都是令我們不踏實的，因為雙方的矛盾性在此都“統一”乃至“同一”于認識力的盲視。

　　筆者使用的“精神重力”一詞，偏移式地借用了法國基督教思想家薇依在《重負與神恩》中的表述。她認為與物理世界和世俗此在的萬有引力的向度相悖，“精神重力”具有上升性質，“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們跌到高處”。海子本人并無固定、自明的某一種宗教信仰，但有著類宗教情懷。所以與那些教徒不同，他沒有上升而到神恩的懷抱，卻穿行于赤道跌入了“太陽”。“跌入”，不是簡單的“飛入”，比之后者，有著更多的艱辛、無告和勇氣。

　　這樣看，海子所趨赴的“太陽”，其實不是一個具體的精神“地址”，甚至其內在意蘊也非單純自明，而是一個精神過程——一個涵蓋了諸多彼此糾葛的力量，“籠罩光明和黑暗”，“神魔合一”，詩人用來綜合表達靈魂超越之路的痛苦和澄明，自身的求真意志力和內心爭辯的整體象征。作為一個極度敏感的詩人，海子對具體歷史語境和生存壓抑的既定事實有足夠的體驗，不過在他那里，“既定的事實”并不等于是應該接受的事實，個體靈魂的超越向度很可能比它的對立面(認同既定事實)更符合人的性質。他是把自己的靈魂作為一個有待于不斷“形成”的、而非認同既存世俗生存條件的超越因素，來縱深想象和塑造的。在他的長詩中，人的“整體存在”依然是詩歌所要處理的主題。而既然是整體的存在，就不僅僅是意味著“當下自在的存在”，它更主要指向人的靈魂自由的“自為”存在——按照存在主義的理念，意識的超越性就是人對自身存在特性的主要表達之一。

　　因此，“太陽”為海子提供的不是一條由此及彼的直線升華，而是一個龐大糾結的話語場域，一種大致的精神方向。它的作用不在于提供具體標準，而是給生存提供一種自我超越、自我確認的意識，它使自我在使自身向之努力的關系中，進入生存。不同維度的意向之間形成的“盤詰”性張力而非單向的升華，才是海子《太陽·七部書》的真正維度和重量所在。

　　比如，《太陽》的開篇就是意味深長的：“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也有人類的氣味——／在幽暗的日子中閃現／也染上了這只猿的氣味／和嘴臉。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不像但丁。這時候沒有閃耀的／星星。更談不上光明……”開頭這重重糾結的話語，為海子整個的“太陽之旅”定下了基調。“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也有人類的氣味”，是喻指精神在加速度超越，但“我”的肉身還不得不深陷于“人”中。“我”的精神行旅是格外艱辛的，甚至不乏荒誕感——“我”跌入太陽的行程決非確定的一元式信仰舉念，毋寧說“我”也不確知為何宿命地走上這條精神的赤道。“我不像但丁”，但丁的神曲之旅是由“地獄—煉獄—天堂”這一明確向度構成，甚至在《地獄篇》的結尾，但丁已有把握地寫出：“透過一個／圓形的洞口，我看見了一些在天上／才會有的美麗的事物。我們從／那里出來，再次見到那些閃耀著光明的星星”。然而，海子說自己的精神行旅，“沒有閃耀的星星。更談不上光明”。與但丁不同，他沒有終極神圣之光的歸所，更沒有維吉爾式導師的指引，和貝亞特麗齊式永恒之女性的陪伴，海子跌向太陽的道路更多的是苦難、無告和試圖“自我獲啟”的艱辛。

　　所以，與但丁的最終指向升華的線條結構不同，海子的《太陽》是一團拉奧孔式的扭結的自我爭辯的話語矩陣。他走上的是一條疼痛的“單足人”般的天路歷程，是瞽者般的返諸內心的黑暗與光明含混難辨的道路。的確如他所說，“我是在我自己的時刻說出這句話”，自己的時刻不同于“你們的時刻”。因為“那時候我已經來到赤道／那時候我已被時間鋸開。兩端流著血鋸成了碎片”，我的內心在格斗，在互否，“翅膀踩碎了我的尾巴和爪鱗／四肢踩碎了我的翅膀和天空”。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條路，“進入太陽／這時候也是我進入黑暗的時候”——“赤道，全身披滿了大火，流淌于我的內部。”

　　在創作《太陽》的日子里，海子說：“黑暗總是永恒，總是充斥我騷亂的內心。創造太陽的人不得不永與黑暗為兄弟，為自己。”我們只有意識到詩人是在“主動尋求的困境(或悖論)中表達”，才不至于將《太陽·彌賽亞》中的復活意志，與《太陽·弒》中人類之間彼此瘋狂屠戮的境況對立起來。它們本是一場永劫輪回的人類命運圖式，既是噩夢和絕望，又是新新頓起不斷重臨的“強力意志”的蘇生。

　　“太陽之子”的絕望

　　對海子《太陽·七部書》中的絕望感，我們理應主要從劉小楓提出的這一向度來認識：“堅持對價值和意義真實的祈求才會導致絕望感……絕望感只產生于置身在價值的虛無能夠為價值真實操心的詩人的內心”。不過需要引申的是，絕望和焦慮，也是克爾凱戈爾、雅斯貝爾斯、保羅·蒂利希、荷爾德林、R·S托馬斯、艾略特、奧登、雅姆等存在主義神性哲學和詩歌系譜所陳述的生存前提，而且只是“前提”。如何理解這個前提所帶來的可能意義，這些哲學家和詩人都有明確的超越性的宗教方向和歸所(所謂“神的家中鷹在集合”《秋》)。而在海子這里，“前提”與“結果”卻是完全重合的，我認為，這正是一個沒有固定宗教信仰的中國詩人“知行合一”、勇于面對自身生存真相的結果(所謂“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秋》)，它可真是又凄楚又明亮。

　　因此，如果說海子的《太陽·七部書》當得起“史詩”之名的話，我認為就是它局部地超越了個人化，并勾勒出一個種族的(詩歌)精神歷史發展到特定階段，所遇到的特有的困境圖式：“太陽之輪從頭顱從軀體從肝臟上轟轟輾過。”

　　這就是一個“太陽之子”，而非“太陽王”的處境：“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今夜，我仿佛感到天堂也是黑暗而空虛。所有的人和所有書都指引我以幻象，沒有人沒有書給我以真理和真實”。生活在20世紀末的歷史語境中的詩人，要建構通向“本質真理”的“大詩”，誠實的海子也忠直地遭遇到一個利奧塔所指出的嚴酷“寓言”：人們相信有一個絕對的宏大的真理之源，每個這一情況的敘述者都宣稱他所敘述的真理跟他“一直聽人這么說的”一樣。他是這一真理的聽眾，而告訴他這一真理的敘述者也曾是聽眾。順著(也可說是回溯著)這條真理傳遞鏈一路都是這樣，結論暫定為真理的主人公一定是最早的敘述者。但是，“他”是誰？誰能肯定“他”存在過？我們在此碰上了可怕的循環：“Y對X擁有權威是因為X授權Y擁有這種權威；其中偷換的論點就是：授權賦予了權威以權威。”

　　海子直面生存的誠實于斯可見，這就是他最終勇于承認的赤道上的冰川紀——“天堂在下雪／冰河時期多么漫長而荒涼／多么絕望”。與其說這是先知般的聲音，不如說這更像是一個“反先知”的“先知”的聲音。海子的“太陽”絕非簡單的道德升華，他最后將之變成了一個自我爭辯的噬心的“問題”。

　　回溯海子追問“大地／家園”，跌向“太陽”的詩歌道路，確然有著特定時代“非如此不可”的重要價值，只有這個高度，才使他獲得了一個整體把握“生存悖論”的視點，并為之做出特殊角度的命名。海子留下的詩歌，無疑是屬于現代漢詩中將恒久閃光的那些冊頁的一部分，并有著豐富的“可能性內涵”等待人們繼續“發問—應答”。

　　-陳超(本報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