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政論紅書是《中國不高興》，傳統(tǒng)媒體照例是一片批評聲浪，網(wǎng)絡上也照例是“精英”與“憤青”互相拍磚，一切都不新鮮。

　　據(jù)閭丘露薇說：出版那天，該書一個作者告訴我：這是一種(炒作)手法，出版針鋒相對觀點的書，然后打來打去……(《海峽都市報》3月25日)如今這個局面，作者大約是很高興的吧。

　　不過，我并不是光想在這說，作者的炒作成功了，版稅豐收，故而高興。我愿意相信這些作者最高興處，還是在于他們的觀點得到了最大效率的傳播。作者曾敘說：我們這些人是沒有話語權(quán)的，所以我們出了這本書……

　　那天我花了一整天，粗讀了這書，感覺很難卒讀，但還是咬著牙看了下去。難讀的原因不是觀點，雖然我不信仰民族主義，但我還是愿意去讀一些異見書籍的人。《中國不高興》的問題在于，它缺乏堅實的邏輯與數(shù)據(jù)支撐。該書號稱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而我們知道，《中國可以說不》基本就是《日本可以說不》的姊妹書。但是，《日本可以說不》里面有“干貨”，芯片日本多少，美國多少；機器人日本多少，美國多少……而等到日本經(jīng)濟泡沫破碎了，該書作者石原慎太郎就不再傻乎乎對美國說不了，去年奧運會時，他到北京來甚至大大拍了東道主馬屁。而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中國作者們卻都只是在說：因為咱不高興，所以咱就要說不！至于自己有多少本錢說不，該經(jīng)由什么策略說不，說了以后會不會被揍個鼻清臉腫，哥幾個就不管了。這就是真正“鷹派”與憤青的不同了。

　　而《中國不高興》這類書之所以總是能熱銷一時，除開中國人好于虛乎乎的微言大義，不象日本人那樣重細節(jié)與實際以外。可能還得感謝它們的批評者，這些批評者同樣花里胡哨。如當年的星巴克風波，芮成鋼不過是說要讓咖啡館遷出故宮那一畝三分地，批評者議論起來，卻成了要不要驅(qū)逐星巴克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又如建航母，批評者常言，住房、教育等民生問題尚未解決，干啥要花那錢？雖然內(nèi)政優(yōu)于外交，但中國經(jīng)濟如今強烈的兩頭在外，境外有著廣泛利益是個不爭事實，在全球問題上自棄博奕權(quán)顯然不智(當然，超出國力的不節(jié)制強軍也是不智)，如果海外利益大損，國內(nèi)的民生同樣會大損。批評者卻一味地唱高調(diào)，對此現(xiàn)實視若不見。

　　焦國標有首很著名的《致美國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戰(zhàn)火，就作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靈。”說來吊詭，正是這種無限度天使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并以內(nèi)政問題為其正當性基石的反憤青思路，為《中國不高興》這種沒頭腦的“憤青民族主義”保留了大量可耕地。因為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上，各國、各民族之間尚存在著不同利益，并可能導致沖突。這作為一個客觀事實，首先，并不可能因握有話語權(quán)的人拒絕承認，就真的消失不見。其次，在這樣一些領域里，反憤青人士缺乏基于現(xiàn)實的可操作的策略提供，只永遠祭上一句虛飄飄的“要按現(xiàn)代文明規(guī)范行事”，顯然說服力欠缺，情緒化的“憤青民族主義”自然就出來填空了。再輔以某些勢力或許存在的操作，以我目力所及，憤青這幾年似乎是越反越多了。

　　臺灣大選時民間曾有最佳輔選員的調(diào)侃，在反憤青這個問題上，似乎也是如此，這真不知是誰的悲哀了。也許，在一個健康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里，還是需要有鷹的，當有真正的鷹時，烏鴉才不會成為天空之王。

　　作者：樂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