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于他而言，現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們日常聊天時，他就體現出對生命輪回的認同。”孫理波對本刊記者回憶，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學院路的老校區教學樓主樓大廳門口，當時海子手上拿著一張表格，氣鼓鼓地說，“他們評講師職稱也不告訴我”，之后他就坐班車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與朋友、青年散文家葦岸討論怎樣死去才是有尊嚴的，葦岸說上吊太難看，海子說，最體面的死法是從飛機上往下跳。但他最終沒有從飛機上往下跳。他選擇了鐵軌。自殺時他身邊帶有4本書：《新舊約全書》、梭羅的《瓦爾登湖》、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他在遺書中寫道：“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學舍友劉廣安與駱一禾一起趕到山海關，見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嚴”，劉對本刊記者說。他記憶里的海子永遠是個孩子：上學時，整個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認識他，因為這孩子實在太小，15歲上大學，班上跟他一屆的同學年齡比他大一截，班上組織去香山郊游，照相時，那位同學摟著他開玩笑，“來，咱爺倆照一張”。

　　西川在海子死后編輯出版了海子的遺作，他反復在海子創作于生命最后階段的長詩里，體味他的孤獨感，“《天堂彌賽亞》里的天梯，一個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沒有人，他在大聲地喊，‘還有誰在？還有誰在？’——那是一種透徹骨髓的孤獨感”。

　　在《死亡后記》一文中，西川推測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軌跡。“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從政法大學在北京學院路的校址出發去山海關的。那天早上我母親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從學院路朝西直門火車站方向低頭疾走的海子。當時我母親騎著自行車；由于急著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離較遠，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沒有叫他。

　　現在推算起來，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應到了山海關，我想任何人，心里難處再大，一經火車顛蕩，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悶也應化解了。看來海子是抱定了自殺的決心。他大概在山海關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閑逛了一上午，中午開始沿著鐵道朝龍家營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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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沿著冰冷的鐵軌呼嘯而來，車輪所過之處，一個時代無可挽回地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