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老情書”曝光

　　阮柳紅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黃昏，月已東升，坐在一排石窯洞中的我，正好修寫家書寄遠人……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

　　“超：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這次也并未忘懷，只是懶罪該打。”

　　鄧穎超回——不像情書的情書，給我?guī)�來了喜慰。回報雖遲，知罪免打。

　　周恩來第二天忙回信道：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來信，說寫的是不像情書的情書。確實，兩星期前，陸璀答應我?guī)�信到江南，我當時曾戲言：俏紅娘捎帶老情書。結果紅娘走了，情書依然未寫，想見動筆之難。”

　　周恩來鄧穎超情緣“五四”運動

　　1983年，在天津“覺悟社”舊址，年近80高齡的鄧穎超還能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談到當年與周恩來等“覺悟社”成員進行愛國活動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就在這次運動高潮中，我們相見，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運動中，我們這批比較進步的學生，組織了“覺悟社”。那時候，我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但是，我們那時候都要做帶頭人，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

　　后來，周恩來去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不曾想到，在他們分別后，在歐亞兩個大陸上，通過通信，他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兩個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回憶起這三年多的通信，特別是周恩來發(fā)出的那封要求確定相愛關系的來信，80多歲的鄧穎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在天津當小學教師。有一次(他)給我一封信，要求我們的感情發(fā)展到明確的戀愛的關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親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為她在我小的時候，她就給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參謀，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這個事情去告訴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呢，她就說：“現(xiàn)在啊，不要答復，等他回來看一看再說。”我的母親是這樣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讓恩來同志追趕得我不能不馬上答復他了。因此，在這點上，我沒有接受我母親的意見，就自己主張婚姻自由，明確地答復了周恩來同志。1922年、1923年期間，我們之間的關系和愛情，已經(jīng)不是一般的同志關系、朋友關系了。

　　周恩來去法國前曾抱定獨身主義，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認識到一個革命者如果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會更好。初到法國，他同一個一起留學法國的姑娘比較親近，但最終他選擇了鄧穎超作為終身伴侶。

　　1956年，周恩來曾和侄女周秉德說起過那位姑娘。他說：當我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她不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她經(jīng)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立關系的。

　　50多年的時光證明，周恩來當初的選擇是多么地富于遠見，此后在風雨同舟的奮斗生涯中，鄧穎超和周恩來甘苦與共，一起度過了波濤洶涌的激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