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無力與假相

　　雖然丹尼·博伊爾否認《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與孟買本地盛產的寶萊塢電影有任何血緣關系，甚至在訪談中嘲笑寶萊塢歌舞片膚淺與虛偽，不觸及現實生活的皮表，但是平心而論，寶萊塢推出的影片也并非一味地粉飾太平、迎合流俗，不少有思想性的作品同樣揭露社會的陰暗面。

　　譬如2006年上映的印度電影《黑幫大佬再出擊》便不但情節精彩，也有電臺競猜的橋段和孟買黑幫的罪惡行徑，更遑論愛情至上的永恒主題，最終卻是宣揚了印度國父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傳統政治理念，實實在在地給印度國民上了一堂生動的電影公民課，也令有緣觀賞的東方人感受了一回“以德服人”的精神力量。盡管這部載歌載舞的寶萊塢商業電影根本不登奧斯卡的大雅之堂，卻絕不缺少《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所自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它以甘地精神諷喻印度弊端的創作立意，甚至較之后者天意巧合的“命運安排論”更高一籌，也更貼近印度社會的現實圖景。

　　西方電影人發愿拍片，試圖改變印度貧民窟內兒童的悲慘命運，其實遠不止丹尼·博伊爾這一回嘗試。十年前，兩名英國紀錄片導演曾經蹲點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觀察當地紅燈區的社會生態。女導演扎娜·布里斯基為八名妓女戶的子女提供了照相機，指導他們拍攝照片，為他們尋找出路，并將這一過程記錄下來，最終于剪輯成一部名為《生于妓院：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孩子們》(又名《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的紀錄片，先是在歐美各國上映，繼而拿到了次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紀錄片《生于妓院》與《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盡管體裁有異，內容不同，卻都是在盡力描繪同一幅美好的救贖圖景：出身于貧民窟的印度苦孩子經過自我打拼與幸運機遇，終于脫離苦海，成為西方文明標準之下的成功人士。

　　然而，《生于妓院》雖然為片中的孩子們帶來了奧斯卡獎的短暫榮光，卻并未真正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今年2月下旬，就在《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贏得奧斯卡八項大獎的同時，媒體披露四年前同樣站在柯達劇院紅地毯上的印度小姑娘普里緹已經淪為紅燈區的一名妓女，其他幾名“小小攝影師”也鮮見有誰擺脫了貧民窟的底層生活。

　　當銀幕上的新晉百萬富翁賈瑪爾拉著他美麗的女友在火車站臺上歡歌勁舞的時候，曾經那么接近童話邊緣的加爾各答貧民窟少男少女們，卻在現實的寒噤中垂下了他們擁抱夢想的雙手，也為那些被《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奇跡感動得心潮澎湃的電影觀眾們澆上一瓢清醒的冷水。

　　無論是秉持著怎樣的善意與何等高亢的人道主義精神，指望用電影的力量濟世救人大都收效甚微，尤其是面對社會矛盾糾結錯亂的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更非一部電影、幾句口號便可以輕易收效的沉疴痼疾。盡管丹尼·博伊爾用《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給了我們一份看似光明的答卷，但地球人都知道，在現實生活中端茶倒水的小廝賈瑪爾，一輩子都不可能坐到印度電視臺的演播室里，扮演那個無所不知、無堅不摧的神童與情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