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xiàn)五四:珍貴檔案還原火燒趙家樓歷史細節(jié)(組圖)

　　北京檔案館藏有190萬卷(冊)珍貴檔案資料，記錄著北京近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和演變，每一次重大變革歷史瞬間中的人和事、尋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會狀態(tài)，都可以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歷史記載中探尋到蹤跡。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北京市檔案館與《北京青年報》合作策劃了這一專題，組織館內(nèi)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進行的檔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礎(chǔ)上，仔細研讀，深入探究，用檔案記述解讀五四，再現(xiàn)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

　　火燒趙家樓時，當時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他是怎么逃離現(xiàn)場的？章宗祥又是如何被學生發(fā)現(xiàn)？這一系列問題，在館藏五四檔案中得到了求證和解答。

　　1919年的5月4日，農(nóng)歷四月初二，是個星期天。時值京城花紅柳綠、百花爭艷的春天，本應(yīng)是踏春或者賞花的好季節(jié)。但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使得所有人的目光，轉(zhuǎn)而投向天安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投向了趙家樓那場熊熊燃燒著、照亮著中國現(xiàn)代史幽暗前夜的大火。

　　90年后的春天，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卷宗中火燒趙家樓事件的一個個小小的細節(jié)和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仿佛讓人重新回到現(xiàn)場。檔案的記載，讓N個現(xiàn)場細節(jié)重現(xiàn)。

　　北京檔案館保留了一份京師警察廳有關(guān)趙家樓的草圖，是火燒曹宅后由警察廳派人繪制的

　　趙家樓，因為五四運動中北平愛國學生的一把大火而燒得聞名中外。

　　趙家樓位于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jù)民國地圖考：此處原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四百米，后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后邊則稱為后趙家樓胡同。此處曾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上海人，在段琪瑞執(zhí)政時曾任外交總長，當時任交通總長。曾參與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而陸宗輿、章宗祥同為“二十一條”談判的當事者，這二人原籍浙江，都在日本留學，二人又出任過駐日公使。曹汝霖和陸、章三人，一向被視為著名的親日派人物。

　　北京檔案館保留了一份京師警察廳有關(guān)趙家樓的草圖，這是火燒曹宅后由警察廳派人繪制的。從草圖上看，趙家樓共有4個門，前趙家樓分別有一個敞門和街門，后趙家樓有一個后門，東邊還有一個敞門，曹宅東邊緊鄰城隍廟街。趙家樓院內(nèi)建筑中西合璧，分成東院、西院和中院三個院落，看起來非常闊綽，像個大觀園一樣。自西向東：西式的垂花門餐廳亭廊與中式的平房宅門共處一院，院內(nèi)共建有各式房屋大大小小幾十間，不包括敞門餐廳。在東院還有未竣工的草坪和亭閣。在趙家樓被火燒后，京師警察廳移送京師地方檢察廳的檢驗報告中稱：“前往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總長住宅勘得該宅系路北大門內(nèi)計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間�！边@是對火燒事件中心的曹宅最為準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得益于保存至今的館藏檔案。

　　據(jù)記載，院內(nèi)各種配套設(shè)施齊全，西院的建筑風格是西式的。中院的書房客廳和帶暗房的小樓高大寬敞；東院建筑風格是中式的，書房、浴室一應(yīng)俱全。西院與東院分別有樹林花園，在后院還有隱匿的地窖，五四當天下午，曹宅的管家燕筱亭帶著章宗祥和一位日本人在這里暫時藏匿，曹宅著火后，又被學生揪了出來痛揍一頓。

　　關(guān)于趙家樓名稱的來歷，在民間有若干個版本的傳說，其中有兩個最有代表性。一是明代四川內(nèi)江舉人趙文淵在貢院考上了進士，后來當上了文淵閣大學士，在此地建宅并在花園的假山上建了一個亭子和水榭，亭身似樓，在很遠處就可看到，因而得名趙家樓；另一說是有個趙姓大戶，在此蓋了一座三層小樓，胡同因此得名。　筆者于近日又一次重訪趙家樓，當年全國矚目的事件發(fā)生地已經(jīng)面貌迥異。上世紀50年代后曹汝霖舊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樓，即北京軍區(qū)招待所，現(xiàn)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qū)趙家樓1號”。

　　北京大學學生代表許德珩在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處的“供詞”，記載了5月3日夜間會議的情形

　　查1919年魯迅日記，記載了5月初的天氣情況：“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風，4日‘曇’(即多云)�！本驮�5月3日，也就是魯迅日記描述起風的那天晚上，周予同教授在《五四事件》的文章中描述當時情形：“五月三日的晚上，曾開了一次會議，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警從前簽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當時有一位同盟會老同志曾秘密地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因為曹、陸的相片在大柵欄等處的照相館時�？匆�；而章則任駐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關(guān)于5月3日的會議，館藏檔案中記載了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學學生代表許德珩在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處的“供詞”：“五月三日晚七時，大家看見報載日本向中國要青島，情形危急，不約而同地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舉行了約一千人的集會，集會上許多人發(fā)表演說。會后，參會人分頭各自都準備了白旗，旗子上寫著‘歸還青島’、‘青島一失，中國必亡’等字�！�

　　大會做出四項決議：一是聯(lián)合各界一致力爭；二是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三是通電全國各省市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游行示威；四是集齊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周予同教授的文章中還提到了五四之前的情景：“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團體的學生們已略有活動，打算做一次示威運動�！�

　　當時，出現(xiàn)了許多進步學生團體。例如3月23日成立的北京大學平民演講團。該組織是由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許德珩、廖書倉發(fā)起，團員39人，多為當時的進步社團國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員，以露天演講和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市民中進行宣傳。五四運動前后，北京大學平民演講團深入街頭，開展了多次愛國活動。

　　在館藏檔案中，有一份當年學生在市民中散發(fā)的傳單：“說起來愛國/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實實在在做的很少/諸位呀/如今日本要奪我們的山東/這就是要吞滅我們中國哩……山東是我們中華的土地/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來要我們的土地/我們主人不來爭/還靠誰呢/諸位都來爭/爭不回來不止/這就叫真正愛國哩/愿大家趕緊起來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