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搞批評的人不要給我開藥方
前不久,阿來獲頒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他笑言:“這是第一個發給我本人的獎,以前好像都是某本書抽不出身來,派我代表它去領獎。”阿來是邊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護者,他發表于2008年的《空山》第六卷,回應著前面幾卷的寬闊、從容,并艱難指認文化在社會變遷中的困境:閉抑會導致蒙昧,開放也會帶來物質和心靈的雙重損毀。他以優雅、寫實的文學修辭,為自己創造了一個語言的故鄉,也為這個時代保存了一份沉重的悲傷。獲獎后,他接受媒體采訪,對當下的文壇熱門話題進行了評點。
Q:歷史變成說故事?A: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問:在寫作的難度上,能不能就《塵埃落定》與《空山》進行一個比較?
阿來:寫《塵埃落定》時,我沒經歷過那個時代,我是經過史料研究,再加上一些想象,才完成了這部作品。因為我沒有經驗,讀者也沒有經驗,你說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但是,《空山》就不同,我們每個人都經歷了書中的現實,而且中國讀者尤其關心在虛構的小說里面,你寫的東西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在寫作中只有不去管它,我沒有辦法在所有的讀者中做一個社會調查。也許我寫《空山》掙到的錢,做一次社調都還不夠,而且收來的問卷也未必可靠,寫現實題材,一個是現實沒有得到沉淀,一個就是讀者的挑剔。這應該是作家普遍感覺到的困擾。
問:《空山》寫了一個村莊的五十年歷史,和歷史學家相比,小說家寫史有怎樣的職責?
阿來:小說家寫歷史,并不是講故事,今天我們把講歷史變成了講故事,這是很可悲的事情。歷史學家和小說家書寫歷史,都是為了更好地保持原樣,再由后來者去證明這是對的,或不對的。為什么要講歷史,不是因為有離奇的故事,而是看我們過去的人,什么事情做對了,什么事情沒有做對,作為一種經驗留下來,對的東西以后繼續做,不對的以后避免。
Q:當代文學是垃圾場?A:犬儒主義作祟
問:這幾年,對當代文學、對中國作家也有諸多批評,比如顧彬的“文學已死”論,朱大可也將中國當代文學稱之為“垃圾場”,對此,你如何看?
阿來:這是中國當下非常犬儒主義的社會現象,他們不敢批評別的群體,就批評作家,因為批評文學是最安全的,并且他們還可以表現他們的尖銳、正義感和道德感。我參加過一次研討會,很多青年批評家大批茅盾文學獎,我發現很荒誕的是,他們罵得很重,但就是罵到評委為止。我當時就說,再過十年以后,你們今天的這些人,也主流了,這個獎項還會依然如故。現在現實得到了兌現,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難道他們評出來的東西,就挨罵很少,歌頌更多嗎?
我不看評論,寫作能寫到今天,自己該怎么寫,要寫什么,我已經很少受到外界影響,甚至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很多人說我好,我也不會過于驕傲,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什么沒有做成,至少到今天,我建立了自己的判斷。說句不客氣的話,批評家的表現,比作家還要差,甚至更差,我為什么要去看一些更差的東西?難道我看評論了,我就能寫出更好或者更壞的作品?這就像我們討論社會問題時,不給社會開藥方,搞批評的人也不要給我開藥方。
Q:閱讀的娛樂化?A:中國文化在自取滅亡
問:那你對《空山》的期望是怎樣的?
阿來:《空山》不太可能重現《塵埃落定》當時的暢銷情景。下本書《格薩爾王》在題材本身有公眾關注的看點,故事也會好看。當然,我不會為了讀者的叫好而拼命寫一個好看的作品,這不是我考慮的問題,這是我認為的文學的尊嚴。作家中,總要有人去堅持,我不是藐視公眾,而是我相信其中存在的問題。在今天的消費時代,我們文學閱讀愈來愈娛樂化,我們想要嚴肅的文學寫作都像言情、驚悚、武俠小說一樣,是不可能的,文學不應該就是為了消磨時間和娛樂,而是為了思考現實,受到美的熏陶。我們把所有東西,都當成是要迅速消費的信息,我們還沒有學會把文化方面的不同東西分開來看它、要求它,這也是大家容易指責文學的癥結之一。
閱讀的娛樂化,是消費時代帶來的必然結果嗎?其實不是,如果依此而論,歐美就沒有了文學,但是,他們卻在不斷出大師,他們的小說難讀死了,但為什么歐美的不少大作家依然位列暢銷作家之列,保持著較大的影響?這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文學當然我們盡量好看一些,但是好的文學,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第二,我們過去的文學中,沒有娛樂,是不正常,但是,今天把所有文學娛樂化,是更不正常的。市場經濟和文化消費,都不是借口,如果真是借口,人家消費幾百年的國家就沒有文學了。我不知道其中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可能極端點說,這是中國文化自取滅亡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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