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后，胡惟庸案遠沒有結(jié)束，對于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搜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fā)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jīng)伙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并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并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閑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fā)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yīng)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tài)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xù)著，并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通倭事發(fā)，經(jīng)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后來歸降于明，據(jù)說他經(jīng)常往來于蒙、漢之間，曾經(jīng)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并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yīng)。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于李善長施加影響，并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于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于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wèi)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yīng)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jié)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shù)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yīng)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jīng)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jīng)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伙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勛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馀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fā)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馀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guān)系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幸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于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fā)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shè)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漸感到帝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沖突，唯恐臣下權(quán)力太大，會導(dǎo)致元末“宰相專權(quán)”、“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鑒于此，幾次設(shè)法試圖調(diào)整，以加強皇權(quán)。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于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quán)，升為左丞。他玩弄權(quán)術(shù)，陷害同僚，“市權(quán)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于李善長權(quán)力過大，威脅帝權(quán)，于是在撤換李善長后，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后，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zhí)相權(quán)，勢力更甚于前。

　　汪廣洋被貶后，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jù)，于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diào)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fù)相后，整日喝酒，并沒有起到應(yīng)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diào)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qū)。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后，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quán)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quán)、抓權(quán)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于相權(quán)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quán)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權(quán)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quán)與皇權(quán)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jīng)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quán)與相權(quán)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quán)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quán)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quán)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guān)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guān)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guān)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quán)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zé)，朱元璋大權(quán)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quán)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后，朱元璋還宣布以后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并立為祖訓(xùn)。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jù)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fā)的涂節(jié)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guān)系，始終令朱元璋耿耿于懷。為了鞏固帝業(yè)，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于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jié)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jù)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范圍便越擴大。到后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fā)生關(guān)系。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nèi)蘸笸�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