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乃眾聲喧嘩的時代，并非某一集團、思想、學說的“獨唱”，這點，稍加論證，不難得到中外學界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追問誰的“五四”，很可能拉出一大筆左中右或紅藍綠的陳年舊賬。其實，理解“五四”的復雜性，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如，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立場、學術(shù)背景、文化趣味的差異，還有南方與北方、都市與小鎮(zhèn)、學生與市民等一系列區(qū)隔。其中有一個因素，往往被忽視，那就是年齡及教養(yǎng)。就拿作為新文化策源地的北京大學來說，教授與學生，就有很不同的功能與定位。

　　在世人的記憶中，占據(jù)五四新文化運動舞臺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周氏兄弟等。這自然沒錯�？捎幸稽c同樣不能忘記：這是一個標榜“新青年”的運動，大學生的作用不可低估�！拔逅摹睍r期的青年學生，就學識與社會影響而言，確實無法與陳獨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后的發(fā)展，則未可限量。大學期間“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參與思想大潮的崛起，對其一生必然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在此意義上，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好兼及其時“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學生。

　　談思想啟蒙，師長們確實占據(jù)中心位置；論文學革命，則師生各有專擅；至于政治抗爭，唱主角的乃是大學生。否則，怎么叫“學生愛國運動”？更值得關(guān)注的是，日后關(guān)于“五四”的紀念、追憶與闡釋，主要由學生輩來完成的。對他們來說，曾經(jīng)參與“五四”這一經(jīng)歷，是生命的底色，是永恒的記憶，是不死的精神；毋須諱言，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象征資本。

　　當年立場迥異的大學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揚鑣。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時代，很難說誰是主流，誰是支流，誰是逆流。后人在褒獎那些站在舞臺中央并收獲大量掌聲的學生的同時，請對那些處于邊緣地帶、在聚光燈之外苦苦掙扎的青年學生，給予“了解之同情”。

　　10年前，我與夏曉虹合作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勾勒了45名歷史人物與“五四”相遇的生命歷程，包括13位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楊振聲、匡互生、聞一多、梁實秋、鄭振鐸、冰心)。5年前，我出版《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在討論“回到‘五四’現(xiàn)場”時，曾開列10位當年北京學生的回憶文章，目的是讓對“五四”感興趣的讀者，以當事人眼光來解讀那場已成為重要話題及思想資源的偉大事件。對于文人學者來說，早年參加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可能隨時召喚出青春、理想與激情。而借助這些先輩們瑣碎但真切的“追憶”，我們方才得以從容地進入“五四”的規(guī)定情境。

　　從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起，北大學生就開始了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紀念、追懷與闡釋。此后幾十年間，因應海峽兩岸政治風云變幻，南京、重慶、臺北的傅斯年、羅家倫、楊亮功、毛子水、成舍我，與北京的許德珩、楊振聲、俞平伯、羅常培、鄭天挺、孫伏園等，就何為“五四真相”、誰是五四運動的主力，以及如何繼承五四精神遺產(chǎn)等，展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論爭。這一論爭背后，隱含著一個時代的政治風云。好在這些“五四老人”，并沒有完全屈從于任何政治權(quán)威，在一次次飽含激情與深情的追懷與敘述中，都多少延續(xù)了其青年時代的夢想與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戰(zhàn)著其時的主流思想。觀察這些“好事”的“同學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時穿越歷史時空，與“永遠的五四”對話，可以讓我們領略什么叫“歷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除此之外，我正主持編撰《回到現(xiàn)場——北大學生的“新文化”》，選擇了幾十位當年活躍的北大學生，利用檔案、報刊、照片、日記、書札、回憶錄等，鉤稽其在“五四”期間的言論及作為，關(guān)注學生與教授、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市民之間錯綜復雜的聯(lián)系等。當然，更包括這些學生日后的事業(yè)與功過、追懷與闡釋。在我看來，這構(gòu)成一道特殊的“新文化”景觀。

　　當今中國學界正處在一個轉(zhuǎn)型期，需要我們打起精神，豎起脊梁，與“五四”展開認真深入的對話。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推崇教授們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需要呼喚大學生的理想主義及求索精神。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