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我們的“切膚之痛”與“深刻之癢”

　　◎小沈陽看似滑稽的表演和《不差錢》看似混亂的邏輯，實則切中了我們某些積郁已久已到臨界點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對于一部作品和一個商業(yè)演員而言，這無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到了！”

　　“到了。”

　　“這就是鐵嶺最貴的一家飯店，那不……蘇格蘭調——情。”

　　“爺爺，你念反了，那是蘇格蘭情——調。”

　　“啊？情調噢？就擱這里吃。”

　　2009年1月25日晚23時17分左右——在牛年零點鐘聲即將敲響的前夕，在扮演爺爺的趙本山和扮演孫女的毛毛的咋咋呼呼以及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中，《不差錢》開始了。

　　趙本山還是他以前作品里的經典打扮——解放帽，中山裝，只是這次套了件棉大衣，背了兩串大蒜和蘑菇，腋下夾著大蔥，手里提著野雞；毛毛則麻花辮，花衣裳，手提一籃雞蛋。他們的面前，是裝飾得有點俗氣卻又不失前衛(wèi)的“蘇格蘭情調”。爺孫倆要來這最貴的地方宴請一位北京來的重要客人，不料這時才發(fā)現錢包落在炕上了。怎么辦？

　　服務員小沈陽登場了。

　　頭發(fā)溜光，圍著花色的圍巾，穿著花色的裙子，斯文地夾著菜單，委婉地邁著碎步——他人還沒到舞臺中央，現場已掌聲雷動，并發(fā)出“啊”的歡呼聲。

　　小沈陽：“對不起，大爺，我們這是高檔酒店，不收農副產品！”

　　趙本山：“不是，我們是吃飯的。”

　　小沈陽：“吃飯的？”

　　趙本山：“不像嗎？”

　　小沈陽：“不太像！”

　　趙本山：“我說……姑娘呀，這頓飯非常重要的。”

　　小沈陽：“嘛，你管誰叫姑娘，人家是純爺們，M。”

　　趙本山：“那……這么個打扮呢，這是，怎么穿個裙子呢？”

　　小沈陽：“這是按照我們蘇格蘭風格包裝的，再說，這也不是裙子，這是七分褲嘛，你看，有褲子嗎？……媽呀，著急穿跑偏了，咦媽呀，我說——走道上沒有襠呢？”

　　從登場的懸念，到著裝的驚艷，以及此時的驚叫——小沈陽一出場就點燃了觀眾的目光。片刻之間，四次把臺下的掌聲煮沸，“純爺們”，“跑偏”，“沒有襠”，句句個性十足，令人忍俊不禁。尤其是當他掀起自己只穿了一個褲管的蘇格蘭“七分褲”時，現場猛烈的掌聲中，更爆發(fā)出“轟”的歡笑——仿佛一堆爆米花，頓時炸開了鍋。

　　接下來的故事，已被全國人民所熟知——

　　趙本山給了小沈陽130元小費，要他等客人來時為自己兜著點——點貴的菜時故意說沒有。畢福劍終于來了，小沈陽鬧著要和他合影，趙本山則趕忙讓孫女認他做“姥爺”。點菜時，趙本山一邊口口聲聲“不差錢”，一邊和小沈陽演“雙簧”，最后一個菜都沒點著，而是把自己帶來的野雞、蘑菇全用上了。

　　畢福劍要毛毛表演才藝。毛毛演唱了《青藏高原》的開頭。正當其高亢的歌喉讓畢福劍認為其“才藝”不錯時，小沈陽站出來了：這樣能上的話，我也能上，要求給畢福劍展示一下。趙本山生怕他攪了孫女的好事，但被小沈陽一句不同意“我就把你交代那事給說出來”，也便允許了。結果，小沈陽一邊“自報家門”，說自己也有個姓畢的姥爺，一邊接連模仿了劉歡、刀郎和阿寶三位歌手，其惟妙惟肖的歌聲讓畢福劍當即決定帶他和毛毛一起上北京的《星光大道》，讓他們搞個組合《不差錢》。因為他就是畢福劍此次來鐵嶺真正要找的人——鄉(xiāng)文化站站長趙鐵柱給他推薦的才藝青年小沈陽！

　　最后，趙本山也要求跟著一起上《星光大道》，并鄭重地要告訴畢福劍“一個重要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其實，我姥爺也姓畢”！

　　故事在“皆大歡喜”和有意“暗喻”中走向結局。二十多分鐘的時段里，現場的觀眾先后鼓掌近百次，仿佛忘記了時間的流動。而電視機前，有人稱“笑噴了”，有人說“笑翻了”，還有人“笑得喘不上氣來”，紛紛感嘆：正愁沒的挑，天上掉下了個大“逗包”！《北京青年報》撰文指出：發(fā)生在“大城市”鐵嶺最貴的酒店“蘇格蘭情調”里的一件趣事，竟讓十多億電視觀眾“群練”了一把笑肌。在這個追求個性和差異化的年代，我們顯然已經好久沒有這么“群練”了。

　　客觀地說，《不差錢》的故事并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鐵嶺最貴的餐廳難道就是這樣擺設簡單名字看似洋氣實則俗氣的“蘇格蘭情調”？既然是最貴的餐廳，一個小小的服務員怎么可能為了130元小費而“變節(jié)”呢？既然是一個為了130元小費而和顧客演“雙簧”的服務員，又怎么可能說出“人不能把錢看得太重，錢是身外之物”之類的話呢？既然趙本山、小沈陽、毛毛在小品里都鬧著要認畢福劍為“姥爺”，怎么可能趙本山不是繞著彎子讓畢福劍喊自己“爹”就是嘲笑畢福劍為“閉門炮”，不是繞著彎子說村里的人哭著等他“去了”就是嘲笑要讓毛毛死去的姥爺親自去找他？就是最后，畢福劍提議讓小沈陽和毛毛到《星光大道》來個組合《不差錢》——他們一個是模仿秀，一個是女高音，與《不差錢》有哪門子關系？

　　戲劇評論家魏明倫曾公開炮轟《不差錢》：不差錢，差道德！其實拋開道德的質疑，單人物的環(huán)境、性格和情節(jié)的錯位現象就非常嚴重。對此，編劇徐正超一再表示小品完全來自現實生活：“我們在酒店吃飯的時候遇到了一件真實的事情，情節(jié)與《不差錢》差不多，當時我覺得很搞笑，后來就想到了把這個情節(jié)與以前的想法結合起來，幾天就寫出了初稿。”其實，越是這樣的表白，越說明這是個專為小沈陽而“御制”的作品。既然要刻意為彰顯人物而去設置故事和情景，雕琢和拼湊的痕跡也就在所難免了。

　　但這些固有的內傷和瑕疵，卻似乎沒有影響到小沈陽和《不差錢》在2009年春晚舞臺上的爆破威力。這好比一枚原子彈，也許制作并不精良，技術和裝備也有著明顯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它成功爆破了——這就已經成功了！

　　有人認為這是后娛樂經濟時代的“悖論”——越是俗不可耐越是不合邏輯的東西，越能刺激老百姓的笑容。其實，套用那句時髦的話：這個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同樣，這個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淚，也沒有無緣無故的笑。

　　《紐約客》雜志專職作家格拉德威爾在其才華橫溢的《引爆流行》一書中曾指出，社會流行潮就像一場流行性傳染病一樣，只要達到了某個臨界點，就會突發(fā)性地傳播開來。小沈陽看似滑稽的表演和《不差錢》看似混亂的邏輯中，實則切中了我們某些積郁已久已到臨界點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對于一部作品和一個商業(yè)演員而言，這無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小沈陽以男扮女裝的形象委婉地亮相，表面看來這只是以性別反串刺激觀眾的眼球而已，實則是個嶄新的人物形象——他既可以穿紅戴綠，甚至把腿穿到一個褲管里，更可以大膽地說出“我是純爺們”；他既可以“女里女氣”地說話，“扭扭捏捏”地作態(tài)，更可以唱出刀郎的滄桑，吼出阿寶的高音。顯然，這里的小沈陽既不是“性變態(tài)”，也不是簡單的“偏中性”，而是一個80后甚至90后的“新新人類”和“新新現象”：他們外表的性別差異越發(fā)模糊，但內心的性別界限依舊分明。這既迎合了當前年輕明星走紅的“中性”路線，填補了“超級女聲”李宇春崛起后沒有女性化的男星形象的市場空缺，更塑造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小沈陽。有人把小沈陽的諸多作品找出來一一品讀，發(fā)現他女性化的裝扮純而不妖，甜而不膩。這樣的形象很容易引爆人們對童年的記憶——那個被媽媽故意給扎上麻花辮、穿上花衣裳的鄰家小男孩。這樣的記憶，有多少人能夠抗拒？

　　小沈陽因為130元小費就大喊趙本山“帥”，“你太敞亮了”，并不惜公開出賣酒店利益，表面看邏輯不甚嚴密，但卻喊出了人們的現實心聲：生活中的我們已開始漠視道德靈魂，許多人甚至以拿小費為榮耀，以損公家為傲。在這樣的心理暗示下，才有了我們對下面對話的捧腹——

　　趙本山：“你們這酒店要啥啥沒有，干什么玩意兒，這是，這人容易來一次嗎？你把你老板找來。”

　　小沈陽：“沒有！”

　　趙本山：“你就記住一個‘沒有’是不，老板？”

　　小沈陽：“老板出去了”

　　趙本山：“吃啥呀？”

　　畢福劍：“來一點家常便飯 ，來民間的。”

　　趙本山：“來民間的，孩子，來一個小野雞燉蘑菇。”

　　小沈陽：“沒有！”

　　趙本山：“這個——可以有！ M”

　　小沈陽：“這個——真沒有！ M”

　　小品演到這里時，連趙本山自己都發(fā)出了笑聲。這個生活中其實很難碰到的細節(jié)，但因為藝術的真實和人們心理的同源而引起了廣泛的共鳴。有還是沒有？最后繞到連當事人自己都分不清楚了。而這背后的關鍵，其實就是——錢，有沒有？

　　所以，當小沈陽最后總結道：“人這一生其實可短暫了，有時一想跟睡覺是一樣一樣的，眼睛一閉，一睜，一天過去了，嚎眼睛一閉，不睜，這輩子就過去了，嚎”觀眾的心靈之蟲頓時被挑動，有種情緒開始沸騰，并繼而將一種現實主義的金錢觀念和價值標準引爆——

　　小沈陽：“我那意思那，人不能把錢看得太重啦，錢是身外之物，人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嗎？人死了，錢沒花掉！”

　　趙本山：“人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嗎？是人活著呢，錢沒了。不差錢，放心吧，把這好好做做。”

　　在許多道德主義者眼里，用錢來測量痛苦與否甚至生命長短，無疑是庸俗的、不可取的。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觀念和標準早已大行其道，見怪不怪。過去30年間，中國人可謂補足了市場經濟的課，有些地方甚至比西方還西方。美國啟蒙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實業(yè)家富蘭克林在其編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的格言“時間就是金錢”早已被我們發(fā)揮到極致。“時間就是金錢”的刀破除了前改革時期的市場障礙，同時也砍向了所剩無幾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錢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人性的貪婪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痛苦變得永無休止。正如《非誠勿擾》里的“成功人士”秦奮無奈的“賀歲”：“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2008年，中國人經歷了從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轉換，領會到從生活到情感的變幻莫測，而今，在這萬家團圓的除夕之夜，小沈陽和趙本山的“痛苦”，怎不激發(fā)全民的唏噓和感嘆？

　　如果說小沈陽和趙本山的“對壘”，引爆了物欲時代我們對金錢的“切膚之痛”，那小沈陽和毛毛的“同秀”，則引爆了后鄉(xiāng)村時代草根們對夢想的“深刻之癢”。而這些，在我們主流視野慣有的“宏大敘事”里，一度是被遮掩和隱秘的部分。

　　趙本山在小品里口口聲聲“不差錢”，實則時時刻刻都差錢。就是錢包不落在家里，在一餐飯就可以吃掉一兩萬的高檔餐廳里，他那個錢算什么？他說：“現在咱家都富裕了，農民生活跟過去不一樣了，你就鉚著勁吃，你吃能吃多少錢 ，我點……”就是真富裕了，還不是要請北京來的客人進高檔酒店，認北京來的客人做“姥爺”。這一方面說明農民相對自己的過去確實富裕了，但相對整個社會成本的提升，并沒有富裕；另一方面則揭示：現在的農民不差錢了，但差的是“姥爺”這樣的權力人物和“星光大道”這樣的夢想舞臺。

　　如果說曾經的高考使很多的農民后代只要有本事就可以成功“跳農門”，并進而踏上通向主流社會的“獨木橋”，但自高考市場化改革后，這條通道基本已形同虛設。于是，渴望“姥爺”式關系人物的幫助，夢想金庸式“星光大道”的“速成”，成了后現代“草根夢”兌現的無奈選擇——因為除此之外，實在無更多他途。

　　但就是這樣的選擇，也是那樣的與現實格格不入。“星光大道”是一個向主流挺進的舞臺，可有一副好歌喉、想踏上這個舞臺的毛毛卻把“自報家門”說成“天氣預報”，把“星光大道”說成“溜光大道”，面對“姥爺”想哭卻笑，一心想表達感謝的趙本山把“報恩”卻說成了“報復”、“報銷”……主流和草根的話語“鴻溝”已是多么的難以逾越。

　　小沈陽最后引吭高歌，委婉之后捧出如此絕對男人的聲音，徹底地刷新了觀眾的耳目，更把“草根夢”之癢推向了高潮：那些舞臺上風度翩翩的大明星也不過如此嘛！

　　魯迅曾說：喜劇是把丑陋的東西拼湊起來給人看，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最后，在好“姥爺”和好文化站站長的雙重“拼湊”下，“草根”們歡天喜地地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星光大道”。電視機前，那些被長期壓抑或者遮掩的“草根夢”就此被引爆，觀眾也在這虛設的“草根狂歡”中痛快地笑出聲來。

　　這時，舞臺上的趙本山脫下帽來，向觀眾彎腰致敬，小沈陽則轉過身去，淚眼迷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