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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粵農村盛演“菩薩戲”的背后
        2009年05月25日 15:49 來源:中國文化報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閩粵農村盛演“菩薩戲”的背后

          農村經濟發展與虔誠祈福

          福建的長樂、福清、莆田、泉州、廈門, 廣東的汕頭、潮州等都屬于東南沿海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采訪中,筆者總是聽到和看到,幾乎到處都在頻繁地上演“菩薩戲”,即演給菩薩、演給神靈的謝神祈福戲,用農民的話說叫“菩薩戲”(有的地方叫“佛生日戲”等等)。

          在福建南安市溪美鎮美林村,村民黃俊成描述了該村演“菩薩戲”的盛況:“我們村每年演幾十場戲,多是在菩薩生日時演。而菩薩的生日,有許多名目和日期,最隆重的是農歷二月初二、十二月十六的土地生日。”在福建、廣東的許多佛寺與神廟里,都有“神明圣誕辰録”一類的標示牌,從中可以看出,所謂佛生日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而演戲娛神是他們祭奠的一種重要方式。

          不僅如此,由于這種演出的需要,近幾年,這些地區的很多農村在修建豪華劇場。或是以專門的劇場形式出現,或者將宗祠與戲臺合二為一,或者就寺廟而建戲臺,農村劇場之多、之大、之豪華,令人瞠目。

          特別是福建長樂市,幾乎村村都有新修的廟宇、祠堂、劇場或專門用于演戲的禮堂,而且多修得豪華壯觀。長樂市古槐鎮中街村,就有兩座禮堂,均花費了幾百萬元,還有一處裝有中央空調的豪華祠堂。而有200多口人的金峰鎮厚團西陳村,最近花了600余萬元蓋起一座專供演戲的禮堂。禮堂外高四層,里邊有1200多個座位。從長樂市區出發,沿閩江邊,經猴嶼鄉、潭頭鎮到金峰鎮的20余公里的路邊,多是依山傍水的紅色琉璃瓦屋頂的寺廟、祠堂、禮堂,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感覺。

          福清市民間劇團協會副秘書長、僑光劇團團長鄭生說:“福清市現有120多個民間劇團,每個劇團年演出場次都在320場以上,而每場的戲資均在5000元左右,粗估有1.5億元到兩個億的收入。”莆田、泉州一帶的戲資略少些,但都是非常可觀的經濟現象。

          在潮州,筆者遇見一位演出中介人,他去年僅春節前的介紹費收入就有10萬元。

          通過進一步調查,筆者看到,這樣的戲曲現象,與這些地區躁動而特殊的農村經濟密切相關。為了給“菩薩”演戲,農村人不惜花巨資蓋多個豪華劇場,也不惜花錢以個人名義請劇團演戲給“菩薩”看。盛演“菩薩戲”的文化現象,是特殊地區的經濟活動驅動下的傳統民俗活動的再度復興,是躁動的農村經濟狀態下,祈求平安的民間心理的強烈投射。

          因為濱海的地理條件,這些地區一直都有海上謀生與海外致富的習慣,也有在內地從事工商業的群體熱情。近20年來就有大量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年人移居海外,從事商業活動或勞務輸出,或在內地開辦工廠與從事商業活動。他們贏得了大量財富,并把這些財富回流家鄉:一方面蓋起一棟棟豪華的鄉間別墅,以顯示自己人生與事業的成功;一方面又蓋起一處處闊氣的戲臺、禮堂、祠堂,請來劇團給神靈菩薩演戲,以祈求人生平安。長樂市洋嶼村有2367人,出國的就有1000多人,出身于該村的華僑有2000多人。而這個市最偏遠的一都鎮,全鎮11456人,有1000多人集中到非洲的萊索托從商。

          這些地區的新一輩人,多數不再安分于田間耕作或海上捕魚,而成為跨越地區、跨越國度,用新的方式來賺取錢財的人群。

          有了這樣的經濟活動背景和生存方式,必然帶來特殊的農村現象:許多豪華的鄉村別墅中,或漂亮的農舍里,通常只有老頭老太太們留守,只有一些不愿意外出或沒有能力外出的人還都靜靜地作息于其中。而外出者在有可能賺取較多財富的同時,又可能經常面臨意想不到的人生困難與生存風險,面臨工商業活動中隨時可能潛伏的危機。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可變性因素與無常情形,牽動著在家者與外出者的心靈,使他們非常自愿地拿出一部分錢來修造戲臺、禮堂、祠堂,請戲求得神靈的護佑。

          在長樂縣三溪村,73歲的楊寶鎖熱情地說:“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在海南辦工廠,一個在福州做工,家境一般,但為了祈求神靈保佑孩子們平安,春節之后他請了兩場戲,每場5300元。”

          他還帶筆者參觀了村里當晚演戲的楊氏祠堂。楊氏祠堂新落成不久,門面上鑲嵌著巨幅的青石浮雕,里邊是帶天井的木結構屋宇,前部為豪華的戲臺,后部為神座,中間是原木的長排椅,有四五百個座位,供奉的是烏鴉大神神位、關羽大帝神位、八服大帝神位、華光大帝神位、齊天大圣神位。真是眾神云集,不拘一格。門前支著一塊木板,貼著幾份紅紙戲報,有新的,也有被撕扯得斑駁不清的。其中一份內容是:長樂市紅牡丹(劇團)為答謝觀音菩薩當陽寺大帝、齊天大圣八服大神諸位大神、獻演閩劇二本。時間:七月初五、初六。民間謝神演戲的目的,從中可見一斑。

          在古槐鎮中街村,筆者不僅看了一場完整的謝神演出,看到戲主在場次轉換時間里謝神的儀式,還看到那座巨大的神龕,擠擠挨挨地占了近1/3劇場空間,上邊擺放著各種神靈塑像。而祠堂兩邊的墻上懸著“神威昭著”“神人共慶”兩塊匾額,清楚地表達了人們之所以用如此大的熱情和如此多的花費來演“菩薩戲”的心理原因。

          莆田、泉州、汕頭、潮州的農村,不像長樂、福清有那么多豪華的農村劇場,多是簡易的露天舞臺,或臨時搭建的帳篷式戲臺,然而,演“菩薩戲”的動機與頻率亦毫無二致。敬儀有厚薄,虔誠無區別,祈神求平安,人神同賞戲,這種沿襲了千百年的風習,在躁動的農村經濟時代,似乎達到了史所未有的癡迷與興盛狀態。

          由此,我們看到,“菩薩戲”帶給農村戲曲一定的繁榮,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戲曲經濟”。大量的戲曲從業人員,相關的運輸業,服裝道具業,修建禮堂、祠堂、劇場涉及到的建筑業,以及以莆田市區的“戲館”為典型的演出中介機構等等,都非常活躍地介入到這種戲曲經濟的鏈環之中,從中得到屬于自己的一杯羹。

          但這其間已然體現出的戲曲演出市場的惡性競爭,演出中介機構的操縱盤剝,又在逐漸地傷害農村的戲曲藝術,則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適俗的舞臺演出與傴僂的臺下觀眾

          農村戲曲演出有其自身特點,必須適合農民的審美需求,不能與城市戲曲演出相比,更不能與今天的精品劇目并論。但是,親臨農村劇場之后,筆者卻在這種為了適俗而繁榮的表象背后,感到了深深的悲涼。

          在長樂市金峰鎮厚團蔡村禮堂,筆者看了村民蔡寶官為謝神請演的一場戲。劇團是福州的一個閩劇團,臺上演員先向戲主表示祝賀,接著演出一般劇團都要演的《八仙加冠》,隨后才演正本戲。然而,筆者問了五六個觀眾,竟然無一人知道那晚正本戲的戲名。觀眾則幾乎全是老人,見不到一個年輕人,還有的老年觀眾躺在后邊的躺椅上睡著了。

          福清市東瀚鎮的林氏宗祠里掛著“進士”“武進士”“一姓三院士”等顯示其祖上文化榮耀的匾額,在這里筆者看了一場福清某實驗閩劇團的演出,小黑板上倒是寫著:日場:《耿青取朱旗》;夜場:《晉宮風云》,臺下卻僅有二十幾個老年觀眾,筆者身邊的一位老人亦躺在長椅上呼呼大睡。戲終于演完時,筆者走出宗祠,看著村道上七八個漸漸離去的老年觀眾傴僂的身影,心里真有說不出的悲涼。

          今年元宵之夜,在汕頭市銅盂鎮勝前村竟有5臺敬神戲,是5個宗社分別請獻的。它們都是臨時搭建的帳篷式戲臺,戲臺對面是臨時掛起的祖宗牌位,祭獻的物品琳瑯滿目。可其中一臺戲,只有五六個人在看,演員照舊演著,也許只有對面神臺上的祖先魂靈在欣賞。更為特殊的是,每個臨時劇場旁邊都有專門搭建的小帳篷,供年輕人賭博用,那里卻擠滿了人。

          農村是戲曲最重要的市場,而這樣地給消磨時光的老人演著不需要知道演什么的免費戲,這樣地演著給神靈看的戲,當然也就難以奢求舞臺藝術有很好表現與不斷提高了。更何況,當這樣一批60歲左右的觀眾最終從村巷間消失的時候,真不知道我們的戲再演給誰看。

          長樂市古槐鎮中街村的村民石樂華、石金楷都是閩劇的愛好者,不僅熱情地帶筆者到村里參觀祠堂、禮堂,看戲,而且介紹說:他們村每年都要演七八十場戲,福州市90%的閩劇團都來演出過,每場戲資都在5000元到7000元之間。他們的言語之間洋溢著自豪與欣然。但是該鎮主管文化宣傳的副書記陳清告訴筆者:“有一些場次的戲,因為看的人太少,戲主要想熱鬧,就雇民工來看,每人看一次發給10元錢。”

          老年的農民觀眾不關心演什么,鑼鼓響著,演員唱著,那是他們在延續一種曾經習慣的娛樂方式來消磨時光;年輕的農村人則不肯進劇場,要花錢雇請他們進劇場,而且拿了錢之后,仍然早早離場。這種演出并不顯示農村戲曲的繁榮,相反,正在深刻地傷害著當今的民間戲曲,使民間劇團在世俗的要求之下,在為菩薩演出的心理祈求中,在經濟利益的競爭中,不斷重復著低劣的演出。

          更令人悲傷的是專業劇團在農村的遭遇。在長樂、福清兩市,已沒有由政府財政支持的專業劇團,全是民間戲班了。而莆田還保留有莆仙戲一團、二團、仙游縣鯉聲莆仙戲劇團3個專業劇團,政府未予資助,要依靠農村演出來養活自己。泉州市的高甲戲劇團、廈門市的金蓮升高甲戲劇團則由政府財政支出費用的70%或80%,不足部分由下農村演出獲得的戲資彌補。這兩個劇團,還可以排演一些高質量的劇目,去參加戲劇藝術節,或者去爭取某種政府文化獎勵,而莆田市的幾個專業劇團則是另一番情景。

          2008年8月,筆者到莆田市烏垞村看莆仙戲二團的演出。在一個豪華寺廟邊的舞臺上,劉玉釵團長無奈地說:“我們要依靠農村演出來養活自己。今晚的戲資只有2200元,但也要演,不演就發不出工資。”夜幕四合,坐在觀眾中間,環視周圍,也就100多位老頭、老太太同少數孩子。同樣也有《八仙加冠》的儀式化演出,隨即正本演出著名劇作家姚清水創作的古裝劇《金國鑾》。本子情節曲折完整,演員也演得不錯。戲演完筆者夸獎劉團長時,她卻說:“可是農民還說我們演得不好。他們不喜歡抒情太多的戲,喜歡又打又鬧的戲。”在此前的采訪中,也有很多人告訴筆者:“農民們看這種謝神的菩薩戲,一要熱鬧,二要不死人,三要有高興的結局。”筆者理解了這種有一定質量的劇團在農村演出可能遭到的尷尬。

          談起農村演出的這些情形時,泉州市高甲戲劇團團長葉正萌說:“我們感到非常悲哀。”該團有國家一級演員1名,二級演員7名,三級演員30多名。他們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走市場,到農村演出;一條腿走精品,排演一些高質量的劇目,如新版的《連升三級》,在蘇州戲劇節上就獲得好評。但走農村市場演出,一年要演一百五六十場,還要不斷地更換劇目。為了適應農村觀眾的需要,他們除了演出《鳳儀亭》、《珍珠塔》、《女巡按》這樣的傳統劇目之外,還要演出民間劇作《兵反皇都》、《正德陪萬金》、《皇妹易嫁》等世俗的劇目。

          專業劇團走向農村演出,本是應該的,但是實際情形很難如我們所希望的“給農村送去精品的文化食糧”,而是要在已然成為風氣的民間演出中降低水準,以獲取農村觀眾的認同。這是一個非常讓人難為情的事實:多年來,各地政府花費巨資培養的精品劇目、獲獎劇目,幾乎沒有一個可以真正地面向農村進行演出。可以說,戲曲雖然在這些農村地區盛演,但是已經失去了真正的農村市場。

          農村戲曲在盛演“菩薩戲”的氛圍中,正漸漸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淖。農村戲曲在觀眾后繼無人的嚴酷事實中,盛演“菩薩戲”的表面繁榮卻在漸漸絞殺著戲曲的生命。

          如果說,戲曲在農村的演出,曾經是農村人的狂歡節,那么,我所看到的這種“盛演”卻不再是一種狂歡,而是農村文化的深度冷落。

          消隱的戲曲作家與畸形的民間劇目

          據統計,僅在福建一省,就有600多個民間劇團,廣東僅潮汕地區,民間劇團也為數頗多。它們活躍在經濟發達地區,盛演著大量的“菩薩戲”。他們的劇本從何而來,他們演出的劇目又是怎樣的情形,這是我調查中特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

          本來,農村戲曲演出對于劇目、劇本有著適應性的基本要求,有著自己的編劇方式與流通方式,我們不能用城市戲曲、文人戲曲、得獎的精品戲曲的標準來衡量。但是,當我面對這些地區盛演的劇目與劇本時,同樣有著深深的憂慮。

          筆者向僑光劇團鄭生團長提到這個問題時,心直口快的鄭團長說:“都是胡編亂造的。”他隨即給了筆者一個劇本,是在原來的電腦打印稿上重新涂改的,根本看不出完整的情節,而且電腦打出的原名叫《忠肝義膽》,涂改后叫《三團圓》。

          在長樂市洋嶼村采訪時,熱情的村僑聯秘書長陳發祥給筆者提供了一本他近年管理該村劇場的演出記錄。那是一本學生作業簿,但上邊清晰地寫著該村每一場“菩薩戲”演出的時間、地點、劇目、劇團、戲資、獻演目的等內容。記錄時間起自于農歷2004年6月3日。從所記錄的420多次演出的劇目名稱里,我們就可以看出鄭先生所說的“胡編亂造”的痕跡。如:《罕世奇情》、《玉閣藏嬌》、《癡女濤聲》、《巡按情緣》、《雙鳳爭龍》、《夜審御弟》、《父審女》、《智審國丈》、《奇女復仇記》、《洞房會弟》、《風塵皇后》、《郡主擇夫》、《洞房奇事》、《御吏審婿》、《賢婦招帝》。

          為了就農村劇目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筆者又到莆田市偏遠的東嶠鎮田柄村,采訪民間劇作家林亞善先生。林先生的家是典型的閩南農家小院,客廳里擺放著不少鐵皮柜,上邊貼著電腦打印的劇目名稱,墻上貼有噴繪的劇目表,供劇團索閱,還有聯系電話、銀行賬號等等。鐵皮柜里整整齊齊地擺放著一排排的劇本,一律電腦打印稿,用文件夾夾著,外邊也貼著劇目名。筆者明白,這已經是一種商業化的農村劇目制作,也從中看到一個從事民間戲曲劇本商業化經營的劇本作坊的經營策略。

          對此,我們不能做出簡單的判斷。筆者只是想,這種專業化的民間劇本寫作,是民間戲曲盛行,而適演劇本缺少情況下應運而生的一種特別現象,相對于前邊提到的那種“胡編亂造”而言,畢竟有著存在的價值。而且,這將是當代農村戲曲史上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

          那么,那些專業劇作家以及他們創作的劇目呢?在泉州市高甲戲劇團團長室里,葉正萌告訴筆者:“現在我們劇團已經沒有專門的編劇了,沒有人愿意承擔這樣的工作。我們的劇本來源,一是移植別的劇目,二是征集劇本。”

          姚清水、楊美煊都曾是莆仙戲劇團的專業編劇,但現在60多歲的姚清水不能再寫像《狀元與乞丐》、《逃難記》那樣有很好文學性與舞臺性的劇本了,他在專門為莆仙戲二團寫適合農村演出的劇本。而年過七十的楊美煊與他的同齡劇作家一樣,早已封筆休息了。

          再查閱《福建戲曲年鑒》,在1980年到1996年的每一卷中,都記錄有各個劇團專業編劇的大名。福建曾經擁有一個龐大而且水平很高的專業劇作家群體,但都已漸漸消隱,難聞其名了。

          采訪中,筆者還看到,在農村戲曲市場自我蔓延,真正能適宜于農村演出的劇目極度匱缺,而戲曲劇目畸形運作的環境中,地方文化管理部門更多地只是關注能不能搞一些精品劇目,以博取某種獎勵;或者能否將農村的戲曲演出作為一種搭載工具,去獲得某種宣傳的效應。像莆田市就曾經組織編寫文明小戲,要求搭配在正本演出之前演出。而長樂縣的古槐鎮為了宣傳本地的歷史文化,也請人寫了一個《董奉傳奇》劇本。這些,似乎都沒有錯,都是出于農村文化建設或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采取的政府化行為。但是,這些似乎都與農村戲曲的真正需求不甚相干。

          “菩薩戲”的盛演,并不意味著戲曲的繁榮,希望能夠引起相應的關注。

          作者:蘇涵

        【編輯:張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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