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宕三十余年，張愛玲的《小團圓》終于面世，隨即話題不斷。各路張迷對她這部自傳體小說的爭論，大多聚焦于該書出版是否違背張愛玲遺言，或者她與胡蘭成的情愛恩怨，以及小說技巧是否不如以往等問題。1995年9月她辭世之后，我曾與她弟弟張子靜合著《我的姊姊張愛玲》，對于環繞她生命周邊的人與事有較多了解，閱讀《小團圓》之時，眼前的文字不免與腦袋里的歷史檔案碰觸，因而比較想從兩者的對應中探解整件公案的核心：張愛玲1992年3月12日寄遺囑給宋淇時，為何在附信中注明“《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

　　從已出土的書信看來，張愛玲在注明銷毀的次年還致信皇冠編輯，表示《小團圓》也許一年內沒法寫完，決定先出《對照記》。1994年6月《對照記》出版后，她在10月5日寫給莊信正﹙她在美國最信任的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仍說：“我正在寫的《小團圓》，內容同《對照記》，不過較深入。”

　　那一年她健康狀況日下，必須服用高蛋白飲料安素﹙Ensure﹚支撐體力。次年9月，她與胡蘭成一樣，以75歲之齡因心臟衰竭辭世﹙她在1984年即發現心臟有問題﹚。由此觀之，1992年要銷毀的版本，并非她生命末期仍為之奮斗不已的版本。

　　但皇冠出版的《小團圓》，封底版權頁注明“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為此我特別打電話請教皇冠發行人平云：你們出的是最初的版本，還是最后的版本？他說：是最初的版本。我說：那為何版權頁的著作完成日期是1995年？他說他沒發現這個錯誤，可能是編輯誤植，下次再版會改正。

　　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去年11月21日應邀到香港浸會大學中文所演講時，還斬釘截鐵表示張愛玲英文小說《少帥》和《小團圓》不能出版。邀他演講的林幸謙教授，在四月號《印刻文學生活志》撰文表示，那天演講后兩人去吃消夜還在討論此事：“聽到他再三堅定地說不能出版這兩本書，我感到很可惜，極力地以各種事例試圖游說他改變決定。最后我建議他不能只是停留在思考層面上，應該把所有他所考慮的觀點與數據都寫出來，然后再進一步加以分析其中的問題所在。事后我也把一些相關事例和數據傳給他參考。”

　　林幸謙研究張愛玲多年，著有《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他的舉例與建議，想必對宋以朗產生關鍵影響；兩個多月后即傳出《小團圓》將出版的消息。18萬字手寫稿，從打字排版到校對出書，皇冠的編輯作業時間大概只有兩個月，難怪校對多處錯漏﹙如“燕山”誤植為“藍山”﹚。但“著作完成日期——1995年”是宋以朗給皇冠的信息不足，抑或只是編輯誤植？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這個錯誤對張愛玲最受矚目的遺作是不公平的。

　　胡蘭成去世多年，為何仍未出版？

　　那么，回到問題的核心：為什么張愛玲在1992年3月致宋淇的信中注明《小團圓》要銷毀？

　　我相信原因絕不是她認為寫得不好——連備受傅雷批評的《連環套》及她自己“也覺得寫得差”的《多少恨》都收進了《張愛玲全集》，《小團圓》難道會比那兩部“少作”還差嗎？

　　張愛玲在1975年初夏﹙55歲﹚開始撰寫《小團圓》，致信宋淇說“最好還是能港臺同時連載”。1976年3月，《小團圓》書稿飛越半個地球，從洛杉磯寄達香港宋淇的家，其后即“閨門深鎖”，未能如愿“港臺同時連載”，更一直未能出版。

　　從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小團圓》出版前言引述的張、宋書信看來，《小團圓》未能發表與出版，主要障礙是胡蘭成當時在臺灣。宋淇讀完全書給張愛玲寫的長信，明指“邵之雍就是胡蘭成”，擔心書一出版胡會對號入座，趁機強出風頭。宋于是對她下了“此書恐怕不能發表或出版”的指令，并同時提出幾個改寫方案。針對“邵之雍”的身份，宋的建議是“去胡蘭成”：“你可以拿他改成地下工作者，結果為了錢成了double agent，到處留情也是為了掩護身份，后來不知給某方發現，拿他給干掉了。”

　　胡蘭成自日到臺任教是1974年，1976年7月《今生今世》出版后被輿論所迫離臺。亦即宋淇作出結論后不久，他所擔心的“問題人物”已經返回日本，但《小團圓》仍閉鎖于“深閨”之中。甚至，胡蘭成去世后，《小團圓》依然沒有出版。

　　1981年7月25日，胡蘭成死于東京。《聯合報》于29日以“胡蘭成病逝”為題發表合眾國際社7月28日發自東京的電文，全文僅160字。同年9月，張愛玲致宋淇信中說：“《大城》與平鑫濤兩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時得到七千多美元﹙內中兩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稅﹚與胡蘭成的死訊，難免覺得是生日禮物。”

　　《大城》是香港著名的文史刊物，平鑫濤是當時的皇冠發行人。張愛玲生日為農歷8月19日，換算1981年公歷為9月16日；她當天收到的也許是平鑫濤寄給她的《聯合報》報道。然而，收到這份“生日禮物”后，她在致宋淇的信中為什么沒有提及《小團圓》的出版問題？

　　宋淇1976年在以筆名林以亮發表的《私語張愛玲》中就已公開提到《小團圓》：“她新近寫完了一篇短篇小說，其中有些細節與當時上海的實際情形不盡相符，經我指出，她嫌重寫太麻煩，暫擱一旁，先寫《二詳紅樓夢》和一個新的中篇小說：《小團圓》。現在《二詳紅樓夢》已發表，《小團圓》正在潤飾中。”文中所指短篇即《色·戒》，1978年1月發表于《皇冠》。可見，宋淇不但長期代為處理張愛玲作品的發表與出版，也一直擔任她在創作上的“軍師”與“把關者”。或因如此，她不忍拂逆宋淇的建議，只好閉口不提出版1976年的版本，并繼續根據其建議改寫，至1995年辭世仍未完成。﹙宋以朗在《小團圓》前言中也說：“她在晚年不斷修訂，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見去做，可惜她始終沒有完成。我個人意見是雙重間諜辦法屬于畫蛇添足，只會引人誤會張愛玲是在替胡蘭成清洗漢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罷。”﹚

　　但是平云表示，皇冠并未拿到張愛玲晚年仍在改寫的《小團圓》。那么，那個修改多年的版本目前是在宋以朗手里，或已不幸而被張愛玲毀棄？如果后者的假設不存在，修改版到底修成怎樣的面目？那個版本如果日后出土，也許又將成為“張學”研究的新課題。

　　“去胡蘭成”，失策的改寫建議

　　張愛玲年輕時代說過：“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描摹。”她在初暮之年開始寫這部自傳體小說，大膽地采取了還原生命史的手法，讓她自己以及與她有過糾結的人物回到事件的初始狀態，所以“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甚至被胡蘭成弄得子宮頸折斷和在紐約打胎的隱私都袒露無諱；對她母親與姑姑等親友的種種難堪也層次細密地翻揭而出。創作本是非常深層而私密的心理活動，她在寫作時也許完全沒考慮作品發表后的“他者”反應；抑或也可能有意讓“他者”真面目暴露于世？但從創作角度來看，宋淇這個“把關者”的“去胡蘭成”建議是失策的，只徒然困擾張愛玲20年。這也許是她生命末期最大的負擔與遺憾。——《小團圓》里寫了種種她對胡蘭成的深情與崇拜，甚至連母親名字都叫“蕊秋”﹙胡本名“積蕊”小名“蕊生”﹚；哪會同意“去胡蘭成”呢？宋淇當時難道沒看出這個關鍵點？

　　為了胡蘭成，張愛玲的犧牲其實不只這一樁。例如她的作品，自1952年離開上海后即因與“漢奸文人”的關系而在中國大陸絕跡，只能在臺、港等地發表與出版。1976年4月宋淇讀完《小團圓》時，“文革”尚未結束，中國大陸還處于動蕩且封閉的鎖國狀態，他想當然爾地認為這部作品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所以把關的對象只專注于在臺灣的胡蘭成，而未思及張愛玲留在大陸的親友。

　　然而時間會改變現狀也會還原歷史。1976年“文革”結束后，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漸趨穩定與開放。1981年11月，上海《文匯月刊》發表了張葆莘撰寫的14頁長文《張愛玲傳奇》，她姑姑立即欣喜萬分地把《文匯月刊》寄到美國給她。《張愛玲傳奇》雖未立即引起重大回響，卻是間隔30年之后，“張愛玲”的名字首次重返大陸媒體，一時喚醒了許多舊友的記憶。1982年12月，上海《收獲》雜志發表柯靈《遙寄張愛玲》，并重刊《傾城之戀》，北京的《讀書》雜志也轉載《遙寄張愛玲》。兩家深具影響力的雜志南北唱和，“張愛玲熱”逐步在中國大陸升溫，其作品的盜版層出不絕。這些變化，是1976年的宋淇與張愛玲都不可能料及的。

　　舅舅的血緣之謎

　　張愛玲在1988年2月的一篇《自序》中曾如此慨嘆：“曹雪芹的《紅樓夢》如果不是自傳，就是他傳，或是合傳，偏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

　　《小團圓》出版后，也遇到近似的狀況：“偏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并且也可能和《紅樓夢》一樣，陸續出現各種考證。

　　《紅樓夢》有金陵四大家族，《小團圓》也有張佩綸、李鴻章、黃翼升、孫寶琦四大名門之后，以及她在上海活躍文壇時的友人；不少張迷閱讀時都抱著對號入座的心理。我在與張子靜合著的《我的姊姊張愛玲》第一章即先交代“家世——張家、李家、黃家、孫家”。一般讀者如不熟悉他們的家世背景，難免滿頭霧水。但對她的父母、姑姑、弟弟、舅舅、炎櫻、周瘦鵑、柯靈、胡蘭成、桑弧、蘇青等人的化身，則較容易看出端倪。1992年她寄遺囑與“《小團圓》小說要銷毀”的附信給宋淇時，也同時寄授權書給住在上海的姑父李開第，請他代為處理合法的中國大陸版權事宜。

　　或許晚年心境與1976年迥異，她開始顧及《小團圓》中寫的一些親友都還健在人世；特別是關于舅舅、姑姑、柯靈、桑弧的往事，似乎不宜公開吧？

　　這里我只舉例一說舅舅的部分，并兼及關于柯靈的部分。

　　張子靜1995年告訴我，他母親與他舅舅是雙胞胎、遺腹子，家族流傳的說法是，他母親(黃素瓊)出生后，家人很失望，產婆卻說：“不要慌，里頭還有一個！”那就是他舅舅(黃定柱)。

　　但張愛玲1976年就顛覆了這個雙胞胎版本。《小團圓》寫她1939年赴香港大學就讀后，母親自上海赴歐之前過境探望，閑談間向她說了現代版的貍貓換太子——她舅舅是買來的；而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珍珠港事變后香港淪陷，1942年張愛玲輟學返上海，沒對弟弟說破這秘密。去舅舅家玩，舅舅見她沒大衣穿，還從箱底翻出一件清裝皮襖送她(她照片里常見的那件)。

　　也許因為知道了舅舅與她無血緣，1944年春天以舅舅三女病逝故事發表的《花凋》，文筆異常冷冽尖利，形容舅舅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在家里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兒女生之不已。”

　　張子靜告訴我，舅舅家有五女三男，在外還和兩個女人生了三個女兒。《花凋》發表后，舅舅一家很生氣，張、黃兩家一度不相往來(那時他母親還在國外)。

　　中國人一向重視香火傳承。在男性威權時代，尤其重視血緣正統。她的外曾祖父黃翼升曾任長江水師提督，軍名顯赫；外祖父黃宗炎是獨子，二十多歲即在廣西鹽法道任內病亡。黃宗炎娶一妻二妾，去世時卻只有二姨太有孕。按照黃素瓊的說法，黃宗炎的大老婆為了延續香火固守家產才去買難民的初生男嬰回來冒充雙胞胎。

　　1995年我在上海也訪問了黃定柱長子黃德貽。對于他姑姑黃素瓊與其父黃定柱的雙胞胎情緣，他的版本與張子靜相同。他也拿出一些家人照片與我分享，看來不但黃素瓊與黃定柱長得像，甚至兩姊弟的子女也有神似之處。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引述她母親的話：“他們長得像是因為都吃二姨太的奶。”這句話讓人想起她在《相見歡》里寫荀太太對伍太太說她家二少奶奶生病：“請大夫吃了幾帖藥，老沒見好。那天我看她把藥罐子扔了，把碎片埋在她院子里樹底下。問她干嗎呢，說這么著就好了。我心想，這倒沒聽見過。”伍太太對這項“民間小迷信”表示興趣，荀太太卻轉而低聲說：“哪知道后來就瘋了，娘家接回去了。”

　　張愛玲母親雖然沒有瘋，但“他們長得像是因為都吃二姨太的奶”這句話，我們也“倒沒聽見過”。她沾沾自喜以為母親“因為此刻需要縮短距離，所以告訴她一件秘密。”卻似乎沒警覺“因為此刻需要縮短距離”，所以母親告訴她的秘密也許是臨時編造的——既然是秘密，也料她不敢去查證真假。

　　1992年，她的父母、舅舅、姑姑均已辭世，但她弟弟與舅舅的兒女還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在臺灣更有影視紅星張小燕的母親黃家瑞。當年《花凋》發表時，她的表兄弟表姊妹還年幼，跟著父母生生氣也就算了，如果臨老看到《小團圓》中對他們血緣正統的否定，那些黃家手足會有如何激烈的反應？是否會鬧到找她弟弟張子靜去驗血查明正身？萬一消息見報，想必又是一番沸沸揚揚，她要如何回應那些表兄弟表姊妹的憤懣與指責？

　　“死亡使人平等”

　　柯靈(1909-2006)是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報人、編輯、劇作家；解放后擔任過文化部電影局上海劇本研究所所長等要職。張愛玲第一次與他見面是1943年7月，帶著新完稿的《心經》去他主編的《萬象》雜志編輯部拜見；8月《心經》即在《萬象》分上下期發表。后來張愛玲改編《傾城之戀》為舞臺劇，柯靈提供不少意見和協助，同年12月在卡爾登戲院上演后，她送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為謝禮。1945年6月柯靈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她請胡蘭成寫一信給憲兵隊長說情，并偕胡蘭成同去柯府慰問，不久柯靈獲釋……1982年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以誠懇的語氣詳述認識張愛玲的經過，最重要的是，對她作品長期在大陸缺席，以文壇老人之姿作出了權威的論斷：“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1994年春天我去上海出差時，曾與陳子善、梁錫華同去拜訪柯靈。彼時他已84歲，說到張愛玲仍不斷表露推崇之情。1994年元月他來臺灣開會，我也曾請他與汪曾祺、李銳、劉心武共進晚餐。印象里的柯靈一直是慈眉善目的，左耳掛著助聽器，一派溫文儒雅的長者風范。

　　柯靈去世九年之后，我在《小團圓》初見“九莉”帶小說稿去拜訪“編輯荀樺”時，馬上聯想到“荀樺”指的是誰。但看到其后的情節，則不禁驚訝無已。

　　宋淇的把關，倒像是歪打正著——如果柯靈1982年前看過《小團圓》，還可能寫出《遙寄張愛玲》嗎？

　　柯靈的《遙寄張愛玲》不但替中國大陸的“張愛玲熱”快速加溫，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話：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闌燈迤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

　　會不會是柯靈晚年的這些“遙寄”的話，也讓張愛玲“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呢？

　　張愛玲在《相見歡》(1950年)里也引述了一句外國諺語：“死亡使人平等”。此時把這句話用諸《小團圓》，似乎再也合適不過。

　　從目前的結果看來，宋淇的第二次“把關”是正確的——幸而他沒有在1992年銷毀《小團圓》。

　　如今，宋淇、張愛玲，以及她在書中所寫的人物，大多已寂滅無語。《小團圓》是她留給人世的生命拼圖，如此悄深復雜，讓我們必須低頭省視，才能一次次從中看見深藏于她內心的勇氣與反抗，孤傲與決絕。

　　“死亡使人平等”，她早料到了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