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關于所謂楊紅櫻等作家200萬元地震捐款的說明

　　昨天下午接到《燕趙都市報》記者侯艷寧的電話，告訴我在“新浪”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對麥家、楊紅櫻和我三個四川作家在5·12地震后發起為重建災區鄉村學校的捐款行動的真偽提出了強烈質疑，希望采訪一下，我當即給予了盡可能詳盡的說明，同時將阿壩州教育基金會負責人和阿壩州教育局長的電話給了記者，請她第一時間向對方求證，她采訪的結果，我想大家應該能夠從《燕趙都市報》上看到。

　　當時正在參加四川作家的四本有關抗震救災紀實文學首發和研討的會議，沒有太多考慮這件事情，會后回到家中，才上網看到這篇博文。更看到網友們幾乎一面倒的、似乎已經作了定論的眾多跟帖，群情洶洶之下，不禁內心悲涼。最后，還是覺得有必要對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有一個交待，而不是出具一張基金會的發票那么簡單——因為至少有一個網友已經預設了結論，說如果楊紅櫻出示了收據，也可能是跟某些方面串通了提供的偽證，是事后補上的。如此一來，便遠遠超過了正常的質疑，而成了一種預設的構陷。但無論如何，還是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這件事情前后的經過寫出來，公之于眾。澄清嗎？我想不止是澄清。證明嗎？也只能向未曾預設結論、只是質疑著什么的人來證明。

　　前些日子，我曾私下對朋友說，什么時候寫篇《募捐記》可能很有意思，因為在這件事情操作過程中，發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結構中，民間的、自發的社會公益行動如果要按照發起者的意愿正常施行，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個中原因，并不是有誰在有意阻礙，更多還是體制性的問題，仔細探究一番，有很多東西既值得將來還要從事此類活動的民間人士或機構深思；在政府方面，如何順應這種潮流也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民間的意愿與行動如何與政府相互協調也還是有一個巨大的空白地帶。我說，寫一篇《募捐記》或《捐建記》就是想探討這樣一些問題。沒有想到，這樣一篇博文讓我的這個寫作提前了，并且不再是原來的那個想法，而是一個真誠的說明。

　　地震發生時，正在寫作長篇小說《格薩爾王》，然后，寫作就中斷了。成都這個城市，短暫的慌亂結束后，人們已經行動起來，當下就有朋友打電話來約去獻血，也有朋友相約開始籌集食品、飲水之類，自己開著車去往災區，因為都江堰、什邡、綿竹等災區道路能通，距成都市區也就幾十公里到百多公里的距離。沒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只不過是當此大難，每個人不做點什么，自己的心中就無法平靜。所以，我在媒體上說過，我們不是去幫助災區蒙難的人們，是在幫助我們自己的心靈。這些天里，私下還和朋友們談論，看還能做點更有意義的什么事情。這時，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希望有災區的作家去參加他們在北京舉行的圖書義賣活動，而我和麥家一方面人在四川，算是災區作家，同時，我們兩個人都有書在他們出版社出版，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出席。于是，就約了麥家一起去北京。當時，成都雙流機場客機已不能正常起飛，主要供運送救災物資和人員的飛機起降。我便開了自家的車(不是公車)到重慶，再從重慶轉飛北京。重慶《課堂內外》雜志的朋友不但代我們買了機票，還親自開車到高速路口迎接、給我們帶路，當天晚上飛到北京。

　　在開車去重慶的路上，麥家告訴我，后座上的包里有20萬現金。他說，出發前他帶著這筆錢去紅十字會(也許我記憶有誤，總之是國家的大型的基金會，從國家民政部就查得到的那種)捐款，后來沒捐，因為他想知道捐款的投向。但對于一個大型的基金會來說，這筆錢是筆小錢，馬上要定向，不可能。于是，他就把錢帶到了車上。他說，要么，我們自己干吧。

　　有了這個想法，在成都去重慶三個多小時的路上，我倆一邊輪換開車，空出來的人就給一些朋友打電話，看看朋友中多少有些經濟實力的是否愿意參加進來，也就是看看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應該說，當時那種情境之下，得到的都是比較積極的回應。所以，就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

　　第二天，參加完在北京的義賣，我倆又在住處(社科院招待所)討論這件事情，覺得災后鄉村學校的重建可能會有困難，希望除了我們自己出一點錢，也動員朋友們來參與此事，希望在這方面能有所貢獻。這時，《成都商報》的一個記者給我們一個消息，說正在韓國訪問的我們四川作家楊紅櫻也有意捐款，當時我們倆就說應該把她也拉進來，由我們四川三個作家共同來發起這個行動。打她電話卻不通，后來很曲折地跟她聯系上了，她說確實要捐，并表示非常高興能共同發起這個活動。記得她說：“很高興你們倆做這件事情沒有忘記我。”

　　這時，我們三個人的捐款一共就有了45萬。他們各20萬，我父母兄弟都在農村，負擔較多，量力而行，出5萬。按照過去參加一些公益活動的經驗，這筆錢已經夠建一所希望小學了。當時就想，何不多建幾所。所以，就給這個行動想了一個很大的名字：“災后鄉村學校重建計劃”。并且不止是想到了建學校，還想到了這一所或幾所學校建成后，我們還要繼續為這些鄉村學校多做些事情，比如師資培訓、貧困學生資助、學校圖書館的充實、組織較高水準的人(包括我們自己)去學校支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