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對“國學”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季羨林先生生前認為，國學不是“漢學”“儒學”等狹隘的國學，而是集全中國56個民族文化財富于一身的“大國學”。這一論斷被廣泛認為是“國學”定義的一大突破。

　　從概念看“大國學”

　　“我們應該用‘大國學’這個概念，它是一種大一統式的‘文化調和’。”季羨林曾說，“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因此，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國學是中國本土的、傳統的學術體系，當然應該包括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國學的‘國’是中國的‘國’，不是漢族的‘漢’，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但不是中國唯一的民族，如果將國學簡單定義為‘漢學’，無意中就把55個少數民族與漢族割裂開了。一些西方學者將國學譯為‘Sinology(漢學)’，試圖將藏學、滿學等少數民族文化排除在國學之外，是別有用心的。”

　　從歷史看“大國學”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沈衛榮說，中國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區慢慢融合締造的。中國自古以來從未存在過所謂的漢族國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漢人；元朝、清朝分別是蒙古族、滿族統治，但仍稱為“中國”；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各項民族政策，將56個民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少數民族排斥在國學之外是一種荒唐的做法，也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

　　從研究范疇看“大國學”

　　季羨林認為，今天我們所要振興的“國學”，絕非昔日“尊孔讀經”的代名詞，而是還中華民族歷史的全貌：從齊魯、荊楚、三晉、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學、西夏學、藏學、回鶻學、佛學等，都是“大國學”的研究范疇。

　　哲學泰斗湯一介回憶說：“季羨林曾專門和我探討‘大國學’與佛教的問題，他指出中國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當然也是‘大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他欣然同意與我共同編撰《儒藏》，切實推動國家‘儒藏工程’的開展。”

　　“‘大國學’的研究對象應包括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以揭示它們的交流與融合進而構成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為主要研究目的。”沈衛榮說。

　　從教育看“大國學”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曾專門到醫院與季羨林交流看法，一致認為“大國學”教育應以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為主要內容。

　　袁濟喜說，“大國學”的教育理念是把國學置于整個中華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學等中國傳統文化，也要研究少數民族文化。

　　“人大國學院從課程設置到教學內容，都體現了這一點。”沈衛榮說，“人大國學院既有漢學專業，也有少數民族歷史專業；既有西域研究所，又有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國學院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是研究少數民族文化的；開設了古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等課程。從教學理念到課堂實踐都要體現‘大國學’的理念。”

　　(記者　周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