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未必是尋常 任、季二公臨終未曾說出口的話

　　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話是“當時只道是尋常”，這或許是解讀季公復(fù)雜晚年心態(tài)的一把鑰匙。

　　撰稿·卞寧

　　任繼愈、季羨林二公一天之中相繼去世，像是約好了一般，造成今日之獨特風景與悠長意味。季公在北大的靈堂在其去世第二日即開放，任公在國圖的靈堂只好屈尊到第三日開放，想必是要讓悼念者們能夠分身。

　　任公低調(diào)，名聲限于學界，與季公同日仙去，也引得媒體關(guān)注，算是“沾”了季公的“光”。

　　季公高調(diào)，聲震四海，近年軼聞不斷，若無任公相陪，想不出人們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悼念他，因為所有的景仰與贊美都已經(jīng)毫不吝惜地在季公在世時奉獻于他。

　　對于公眾而言，任公是個十足的陌生人，偶爾有些人知道他是個圖書館長。季公則是個最熟悉的陌生人，人人皆知季公的家事逸事緋事文事，又有誰知季公的學問？單說本《糖史》，恐怕少有人見。二公仙逝當日下午，剛下飛機回京的我老婆采訪二公身后事，打了一圈電話給北大聞人和季公弟子，大都關(guān)機了事，估計已經(jīng)不堪媒體其擾，除了錢文忠。等打電話給到南京大學教授、任公“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賴永海時，賴先生說，這是當日第一個采訪他關(guān)于任老的電話。一冷一熱立在當下，也是二公晚年公眾知名度的真實寫照。

　　二公晚年，選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這種不同的選擇，主動抑或被動皆有之。然而綜觀二公人生，又是一條相似的人生道路——同鄉(xiāng)、同執(zhí)教北大、同時入黨，同樣官階，同是“大師”，可謂“七十年來萬事同”，并且同樣是充滿了被動式的人生。

　　上世紀40年代，任、季相繼入北大執(zhí)教，留德多年的季年長5歲，學界地位稍高，學術(shù)輩分似乎也高了半輩。這種差別，集中體現(xiàn)在1956年，季公以45歲的中青年齡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64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季羨林排行五十八，僅何其芳、胡喬木、馮至、鄧拓、劉大年、于光遠六位年輕于他，而任繼愈彼時在學界尚未有此地位。

　　夾縫中的1956年，夾縫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獲得了難得又短暫的喘息，在1955年胡風案和1957年反右之間，季羨林和任繼愈同時入黨。

　　是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進行了調(diào)整，著眼于如何讓知識分子為我所用，因而是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大年。1月，召開了知識分子會議，3月起，全國就競相刮起了發(fā)展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旋風，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破格入黨，整個上半年全國發(fā)展了2592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其中除了季、任外，鼎鼎大名的還有金岳霖、馮至、嚴仁康、侯仁之、鄧稼先、謝希德、戴芳瀾、曹靖華、蔡楚生等等等等。那年，梁思成也遞交入黨申請書，終在建國10周年之際與79歲的陳垣同時入黨。再說句后話，陳垣79歲的高齡入黨紀錄22年后被任繼愈的業(yè)師賀麟一舉打破——80歲，而一直沒有入黨的是季羨林的業(yè)師陳寅恪。

　　3年后的1959年，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佛教的任繼愈被毛澤東表揚為“鳳毛麟角”，終成不是學部委員的學部委員級學者。

　　若不論職稱的級別待遇，單看“文革”后季、任的最高行政級別，皆為正廳級。官階不高，但都在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化單位任職。1978年，季羨林任北大副校長，北大今為副部級單位，副校長自然是正廳。1987年，任繼愈出任新館落成的北圖館長，這是直屬文化部的一個正廳級單位，后北圖改名國圖。

　　二公晚年表現(xiàn)出的品格與學術(shù)精神亦有相通之處，皆為公認的“好人”，始終活躍在學術(shù)領(lǐng)域。但總的來說，季、任二公的晚年的路并不一樣。

　　任公還是低調(diào)，醉心于《大藏經(jīng)》研究，與世無爭。季公則活得更加入世，素有文名的季公明顯粉絲更多，散文、雜文皆因關(guān)注現(xiàn)實且言語樸實而著名。90歲以后，季公更是因為古董級年齡成為國寶級人物，偶像的色彩愈加鮮明。再加上季公的東方文化復(fù)興論、和諧論深得執(zhí)政者賞識，給人感覺，季公離政治越來越近。至于這種靠近是主動式還是被動式，則很難說了。一個在世的偶像，內(nèi)心的糾結(jié)為常人所未知。更何況，偶像遇人不淑，晚年雜務(wù)風傳。

　　舉一例八卦，2001年，季公入住301醫(yī)院后，相當平易近人，不但來討題字、討序的不斷且很易得手，直到去世前一天季公還在題字。季公與301醫(yī)院的醫(yī)護人員相處得甚為愉快，我就檢索到季公寫了4篇散文、1篇報告文學獻給他的醫(yī)護人員。更絕的是2006年，季公寫給301醫(yī)院的一首詩足夠讓人品味季公的性格:

　　301是中國的標志/301是中國的符號/301是中國的光榮/301是中國的驕傲

　　我能夠在此養(yǎng)病/也分得了光榮一份/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

　　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話是“當時只道是尋常”，這或許是解讀季公復(fù)雜晚年心態(tài)的一把鑰匙。季公住在高干病房中，常常捫心自問，正在進行的現(xiàn)在是尋常還是不尋常呢？每一個現(xiàn)在都變成“當時”后，是尋常不尋常呢？季公說不出，他覺得也許到了若干年以后，他才能說出“當時只道是尋常”。

　　九旬的老人憶往時更多地讀出了“不尋常”，這實在可以多維理解的晦語，也算是晚年的反思罷，或許相對平靜的任公也會有這樣“不尋常”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