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作協高調向《知音》雜志社發出維權通告，力挺遭遇侵權的畢淑敏、周國平、史鐵生等人。有報道稱，這是作協首次發通告維權。“首次”或許不算“首例”，卻足以表明這在作協歷史上應屬罕見之舉。

　　有人也許納悶，為作家維權可不就是作協的宗旨？話雖如此，事實情況正如作協發言人所說：“以前協會沒有很好地落實，今后這一局面將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觀。”此外，事件本身的若干細節也佐證了這點。

　　3位作家與《知音》的權益糾紛，緣于雜志今年刊發的3篇文章：其中一篇作者署名畢淑敏，實乃偽作；另兩篇涉及內容失實、侵犯作家名譽等問題。不過，3位作家剛開始并沒有想到找“娘家”，而是各自討要說法，比如史鐵生發表聲明要求對方道歉，畢淑敏則將雜志社告上法院。作協方面也介紹，“3位作家并沒有主動找到作協”，作協認為自己“有為作家維權的義務”，所以經由調查了解后主動介入了。

　　更有意思的是，作協維權的專門機構是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下稱“權保會”)，而畢淑敏、史鐵生正是本屆(自1997年起)“權保會”委員。也就是說，連作協維權機構的主要成員都忽略了自身所擁有的“組織力量”。恰因為這是作協主動上門為作家維權，更可看出這個協會組織正在發生新變化。這意味著，中國作協力圖通過觀念轉變及角色轉換，找回和確立自我的“身份意識”。

　　7月適逢中國作協(前身為“全國文協”)成立60周年，同樣由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發表社論，標題就是“全心全意為作家服務”。縱觀作協歷史，將這個“基本宗旨”提升到如此高度，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社論提到：“當作家正當權益受到侵害時，作家協會要挺身而出，有所作為。”

　　這次作協主動站出來為作家維權，自然可以看成作協角色轉型的體現。去“行政化”之弊，增強服務意識，這是國內協會組織普遍面臨的挑戰，也是市場經濟改革所提出的轉型要求。中國作協當前的使命就在于，把一個官僚化的作家管理機構轉變為真正的服務型協會組織。

　　不過，還不能過于急切地期望作協馬上來一次“華麗的轉身”，她的轉型之路必定充滿艱辛。比如這次維權行動中，作協的具體操作就存在些許瑕疵。按照相關章程，“權保會”根據委托人的申訴立案。這大致類似于“告訴才處理”的原則，即作家不來申訴，“權保會”一般不予以立案處理。章程還規定，(申訴)當事人應當提交書面申訴書。而另有報道提到，當記者告訴畢淑敏中國作協將出面維權時，她顯得十分高興。這說明，3位作家既沒有主動向作協申訴，還可能尚未正式提交書面申訴書。當然，這些程序上的問題完全能夠在今后加以完善，也無礙于作協此次維權行動的積極意義。

　　“依法維護作家權益，是作家協會義不容辭的責任。”由于種種緣故，這一基本職責以前沒能得到充分體現。現在，作協高調亮出維權旗幟，履行“全心全意為作家服務”的承諾，或可證明中國作協正在回歸自我，重估協會的價值立場。這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