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東語系創辦者和中國印度學、梵文學的權威學者季羨林先生去世以后，國內媒體有不少報道，其規模堪稱空前，反映了季先生在學界以外的崇高聲望。同時，季先生生前的好友和弟子、學生，也在報刊雜志上發表了許多回憶文章，懷念季老的學問和人品，讀來十分感人，深為中國學界失去這樣一位大師級人物而感到痛惜。季先生去世的同一天，中國宗教學、哲學界的權威學者任繼愈先生，也告別了人世。有人將他們兩位的離世，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的確，季先生和任先生，都堪稱是五四學生輩的佼佼者，亦是五四這個時代的最后傳人。他們的離去，標志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頁，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了。因為季、任兩先生在求學的時代，曾親炙近代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一代學者，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吳宓等，他們因緣際會，不但在幼時受過古典文化的熏陶，而且在成年以后，又受過西方學術文化的訓練，雖然立場有顯著的不同，但都有意在兩者之間融匯溝通，因此成就非凡、史上罕見。季、任兩先生和其他與他們同輩的人物能站在這些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涵養學問、推陳出新，建立他們的專攻，確立他們的專長，以致青出于藍，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幸事，更是中國文化的幸事。

　　有趣的是，就季先生的學術地位而言，媒體與學界同仁的看法，卻并不十分一致。前者對季老，一般稱他為“國學大師”，而季老的同事、弟子的懷念，則似乎不常用這樣的贊語。更值得一提的是，媒體對同一天去世的任老，卻不愿冠之以“國學大師”這樣的稱號，僅稱之為“著名學者”，以致因此有人為之抱不平。筆者此處無意比較兩位學者學識之高下，只是想就媒體所封給季羨林先生的“國學大師”稱號，再略發一些議論，請方家讀者、特別是熟悉季老的學人指正。

　　我想季老的同事和弟子，在撰寫懷念文章的時候，比較謹慎使用“國學大師”的稱號，應該有多種原因，而其中之一，也許就是季老本人，對此贊譽并不認同。他曾經這樣說過：“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季老的語氣，十分認真，并不像是自謙，而就季老的為人來看，他也不會故作矯情，所以我們就有必要做一些深究。事實上，在他“昭告天下”、堅辭“國學大師”之前，季老還特意做了這樣的說明：“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

　　季老去世雖然沒有幾天，但網路上就他是否是“國學大師”，已經有不少討論，其中有人指出，季老算不上國學家，因為他在所謂“國學”方面，建樹并不多。這樣的觀察，自有其道理，因為季老治學的重點，的確以印度學和佛學為主。就佛學而言，自漢代以來，已經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成分，但季老的佛學研究，則又側重其原始的狀態，也即印度佛學為主，并不專注中國的佛學。其實，從上引季老的言語中，已經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而且如果讓季老本人就“國學大師”的歸屬做一選擇，他或許會將此封號贈給任繼愈先生，因為在北大成立國學研究所的時候，任先生也應邀同臺發言，而季老前言所謂“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友任繼愈先生。與季老相比，任老在“國學”方面的著述，不但數量眾多，而且涉獵范圍極廣，在哲學、宗教、文獻學等好多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樹，其淵博學識，在當今學界，罕有其匹。

　　季老有不少名言，多為肺腑之言。其中有一句，流傳甚廣，那就是：“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由此觀之，季老有關自己“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的那句話，絕對是發自他的內心，并不是自謙之語。而且筆者以為，這句話不但是真話，而且還是一句沒有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的真話。那么，季老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簡單說來，那就是季老雖然晚年參與倡導國學，而且也說過激勵國人趕超西方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這樣的豪語，但他本人，其實并無意將自己的治學，限定在所謂“國學”的范圍以內。甚至，他對從事所謂“國學”研究，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做這一推論，基于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對于從事與國學無關的研究，是季老自年輕時代就追求的理想。他雖然在少年時代，對于中國語文和文學創作，就產生了興趣，但自大學時代開始，便專注研究“域外”的學問。他在清華讀的是外文系，到了德國留學，也自討苦吃，全力避免研究與中國相關的課題。甚至，他對那些在國外講老子、莊子，而回到國內講柏拉圖、康德的中國留學生，十分鄙視。他在德國唯一做的一件與中國相關的事，就是在二戰爆發以后，為了維持生活，在哥廷根大學教授中文語言課，以求繼續從事對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多種文字的研究。

　　第二，季先生回國以后，在北大創建東語系，希求在研讀、翻譯原始文獻的基礎上，深化中國的佛學研究，認識中印文化之間的歷史紐帶。他的做法，可以說是在佛教研究方面，另辟蹊徑，開創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因為北大原來從事研究佛教的人士，如梁漱溟等人，大都不識梵文。而季先生的志業，與他老師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文化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號召重視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因此與當時和以后那些熱心“國學”研究的人士的志向，有明顯差別，不可同日而語。他們視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為歷史之結果并有正面的意義，而一般的國學人士，則常常強調中國文化如何堅持本土立場，又如何成功地抵御或包容域外文化，以致未免漢文化沙文主義的痕跡。

　　第三，無可諱言，季老晚年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比以前有明顯的增強。但就實踐層面而言，他的作品中研究性的東西甚少，主要是主編了的幾部有關“國學”的著作，而且還基本上以文化比較的角度著眼的。他個人的工作，還是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寫作，顯現出他在中國語文上的高深造詣。毫無疑問，季老是當今中國散文寫作的大家，其中有許多篇膾炙人口，想來一定會流傳后世，但這與“國學大師”，似乎還不是同一回事。

　　因此，如果季老宣布他“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的那句話背后有什么未盡之言，我想就是他希望世人能在欣賞他那些美麗的散文的時候，不要把他簡單視為一個中國語文的大師，而能看到他更是印度學、梵文學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換言之，如果將季老僅僅贊為“國學大師”，不但會讓他感到“折煞老身”，更容易讓人忽視他曾辛苦專研一生的印度學研究及其在這個領域上所獲得的超常成就。季老的為人，以謙虛聞名。但我想一個人再謙虛，也不想讓人無視、掩蓋或忘記他曾為之奮斗一輩子的志業。但他一貫謙虛的為人，又使他習慣“真話不全講”，于是就讓人覺得他辭去“國學大師”的稱號，只是一種簡單的謙遜，卻忽略了他此舉的真意——他并不以“國學大師”為一種了不起的褒獎，也不想讓公眾繼續有這樣的錯覺，只要是在中國被人尊崇為有學問的人，就一定是“國學大師”。當年陳寅恪是如此，他的弟子季羨林今天自然亦是如此。季老若地下有知，不知會否同意鄙見？ 　

　　王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