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能改變時勢，而不是時勢造英雄。難道時勢不好，就不要英雄？”7月27日，著名作家阿來在接受信報記者專訪時表達了自己的英雄觀。

　　一個月前，阿來剛剛完成長篇小說《格薩爾王》—————格薩爾王是藏族人心中的英雄。作為“重述神話”全球出版計劃的一部分，此部小說還未正式出版，就引來了頗多關注。

　　正如阿來在很多場合所說的那樣，“西藏對于我，是一個名詞，它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但是，對于很多人，西藏是一個形容詞，因為大家不愿意把西藏當成一個真實的存在，在他們的眼里，西藏成了一個象征，成了一種抽象的存在。我寫《塵埃落定》、寫《格薩爾王》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西藏，要讓大家對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達拉宮，還要能讀懂西藏人的眼神�！�

　　《格薩爾王》將描繪一個怎樣的真實西藏？它和流傳在民間的世界最長史詩《格薩爾王傳》有什么不同？身為四川省作協主席的阿來，又如何面對工作與創作的雙重關系？知天命的他，從文、從商、從政，如何騰挪輾轉？

　　小說《格薩爾王》———

　　用今天的價值觀去解讀英雄

　　信報記者：小說《格薩爾王》就要出版了，在你心中，它是什么樣子？如果用一句話做介紹，那是什么？

　　阿來：最好不要讓一個作家去評價自己的作品，作家只是盡心盡力地去完成它。我相信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的作品是蒼白的，而我追求文本的豐富性，我不能概括自己的作品，我也不建議別人這么干。它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概括不了，太復雜了。

　　信報記者：那么，小說和史詩有什么不同？

　　阿來：巨大的不同。史詩是用藏語來歌唱的，而小說是用漢語來閱讀的。最關鍵的是，我得用現代人的視角來解讀史詩中的英雄格薩爾王。過去的很多史詩都是歌頌英雄，但在今天來講，關于權力、金錢、愛情……對英雄的具體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同時，對當時事件的看法也會不一樣。另外，史詩《格薩爾王傳》篇幅太浩大了，我要保留其中的故事情節，但又不能寫成故事梗概，寫起來很有難度，有點像把一部長篇寫成電影！

　　信報記者：能否具體說說這樣的改變？

　　阿來：我不習慣舉例說明，呵呵。

　　信報記者：你筆下的每一部小說都植根于深厚的藏民族文化。

　　阿來：對，她的歷史和文化是我創作的源泉，但我更關注人的命運。我覺得不管哪一個民族，她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怎樣的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具體到個人的命運。沒有人的命運，文學就沒有了。

　　信報記者：《塵埃落定》、《空山》都是叫好又叫座，對《格薩爾王》的市場表現，你的判斷是什么？

　　阿來：會更好一些，我有這個信心。

　　提攜文學新人———

　　“不是開工廠買機器那么簡單”

　　信報記者：今年3月，你在當選四川省作協主席的時候說，將大力提攜新人。對于提攜青年作家，你的看法是？

　　阿來：所謂提攜青年作家，不是開工廠買機器。首先，要有青年作家，不能說你寫了幾篇文章，比較年輕，就是青年作家了。真正有才華值得提攜的青年作家其實不多。而所謂提攜，就是支持他，肯定他的價值，不埋沒他的才華，但最終我們也不能幫他寫。青年作家還得靠自己努力。

　　過去有兩種不好的現象：上一輩人不能理解下一輩的價值，覺得年輕人沒什么好的，看不上青年作家；要么就是覺得起來一個對我有挑戰的人，那怎么行，我就打壓你，“你出來了，我就不是老大了”。我覺得在我身上，盡量不要出現這兩種情況。有價值的青年作家，我會盡量去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甚至是早期作品的出版宣傳之類的問題；重要的是，自己也要多學習，多了解有價值的新東西。

　　信報記者：聽說《塵埃落定》在各個出版社之間流浪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其實這也是一個新作家的作品價值是否得到理解的問題。

　　阿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我不想具體講太多。

　　信報記者：你對現時的重慶文學有怎樣的印象和思考？

　　阿來：重慶的《紅巖》雜志也發了我不少的作品，支持過我，很感謝他們。近幾年重慶的作品讀得不多。印象中，莫懷戚的作品不錯，但他本人以及作品的價值，還沒有得到合適的評價，被低估了。我覺得所謂文學，還是要真正關注人的命運，重慶的文學創作離不開這個主題。合適的環境，有力的幫扶都應是必要的。但真正解決問題，還是靠作家個人的作品說話。作協有責任讓作家所處的環境更優越一些，但對作家而言，不能過于寄望外部條件的改善。并不是那些處于最優越條件中的作家才創作出好作品。很多時候，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當官員與創作———

　　“我覺得一點都不沖突”

　　信報記者：1997年，你把《塵埃落定》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后，就從阿壩去了成都，在《科幻世界》做編輯，之后做策劃總監、主編、總編、社長。其間，雜志發行量大幅提升，商業運營也很成功。為文為商，你都得心應手�，F在，當選四川省作協主席，外人來看，又是為官。文，商，官，你更在意哪個角色？

　　阿來：文學肯定是貫穿我生命始終的事業，商和所謂“官”只是我階段性的工作。工作需要我學習行政、商業，我也有能力學好。對于我來說，所有的經歷都是資源和財富。作家不是要采風嗎？為商為官也是一種采風，當商人也好，做個小領導也好，都是深入生活。

　　老有人問我，當作協主席和創作是否沖突，我覺得一點都不沖突，我還是我。作家們要向魯智深學習，“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簽過兩個合同就認為自己是個商人了，拿到一個級別就認為是官員了，就認為這些東西都和自己的文學理想沖突了，在我看來，還是文學在自己心中份量不夠的緣故吧。

　　信報記者：你今年50歲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從牧童、水電建筑工、拖拉機手到山村教師；從雜志編輯、主編、社長，到現在的“茅獎作協主席”，支持你一路走來最大的力量或者源泉是什么？

　　阿來：對美的追求，對文學的堅持。我把文學當成自己的宗教，我的成長離不開文學的教育，它讓我的生命變得豐滿。我是通過自我教育走到今天。而我自我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文學。文學對我不是一個職業，文學對我來說，就是一所最好的學校。

　　信報記者：對于作協，網絡上非議很多，韓寒曾說作協最好解散了事，你在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有人退出作協是個好事。

　　阿來：作協是一個官辦機構，同時也是一個群眾團體，加入是自愿的，退出也是允許的。如果哪一天，我覺得我對這個機構很失望，我也會退出。但就目前情況看，誰也解散不了作協。網絡上有這樣的情緒我能理解，有些人在網絡上說些義氣的話，得到網絡上的喝彩，但這不是英雄行為。我們對這個機構不滿意，應該群策群力，讓作協好起來。作協不是幾個人湊錢開起來的股份公司，想解散就解散了。

　　實際上，不僅是作協，中國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改變，政府不需要嗎？公檢法不需要嗎？學校不需要嗎？每一個地方都需要！正是因為當代中國有太多需要改變的東西，所以我們才叫這個時代為“改革時代”。如果我們不是僅想獲得喝彩聲的話，就應該多一些具體的辦法，不是解散不解散的問題。

　　我覺得作協要改革的話，就回到最初的命題，認認真真想想怎么“為作家服務”。

　　信報記者：對于韓寒、郭敬明為代表的80后、甚至90后一代，你有怎樣的觀感和期許？他們是否將改變中國文學創作的基本面貌？

　　阿來：首先說，我讀過不少這類作品，過去我做雜志的時候，主要推出的也是這一代作家的作品。我得說商業的成功，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學的成功。文學除了商業價值，還要提供思想和美學價值。年輕一代寫作者還需要沉淀和更多的經歷。

　　期許？說不上，一代人有一代人命運。這種命運是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共同選擇的結果。我只是覺得，中國不能所有的東西都用市場化作為借口，所有的作家都有責任貢獻真正的文學，我們需要堅持。正如格薩爾王一樣，他是英雄，時勢當然會造就英雄，所謂順勢而為不就是這個意思嗎？但也就逆勢而動的英雄。太講時勢，會造成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把個人身上的毛病與不足都推給社會，而不自己承擔責任。我們經常說反思，我也反思一下：中國人，特別是當下的中國人，老是把自己不堅持處世為人原則的責任推給社會，認為不是我不想堅持，是整個社會都不好，所以我也不再堅持了。時勢不好，就不能有英雄么？時勢不好，更需要英雄！

　　-信報記者 王明明 實習生 許姜媛 徐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