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在中西之間”

　　——季羨林的學術成就與中國的東方研究

　　季羨林先生走了，走的時候雖然已是高齡，依然讓人感覺突然。在中國近現代的學術史上，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季羨林先生都可以稱得上是最杰出的學者之一。

　　縱觀季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涉及頗廣，很難用一兩個詞語或者某一兩個學科的名稱來加以概括。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總結，“中西之間”四個字或許可以說明他的學問范圍。季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梵學、中亞的古代語言、印度文學、佛教語言、文獻和歷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所有這些，大部分與印度古代文化有關，但同時也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關。中國古代把印度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一大片地域稱做“西域”或者“西方”，季先生的學問，就在這中西之間、中印之間。如果依照國際學術界近代以來使用的名稱，這大致屬于東方學的一部分。

　　季羨林先生1935年赴德國。在德國期間，季先生發表了兩篇論文：《〈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本諸異本》(《德國東方學會學報》，1943)；《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哥廷根科學院學刊》，語言歷史類，1944)。在第一篇論文里，季先生利用不同語言，包括漢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種文本，對吐火羅語的語詞、語意、故事傳譯中的變化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吐火羅語及其文獻的研究，對了解古代民族的遷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一研究課題，正可說處于“中西之間”。第二篇論文則是討論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的語言特點。由于印度古代西北方言在早期佛教典籍的傳播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其流行的地域又與中國新疆連接，研究這種語言的特點和它在民族遷徙、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此外，季先生1949年在德國發表的《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判斷佛典的年代和來源的標準》(《哥廷根科學院學刊》語言歷史類，1949)一文，實際上也寫成于這段時間。這幾篇論文，在研究印度中世語言、尤其是佛教語言的學術界，幾十年來，一直作為重要文獻被引用。從這幾篇論文可以看出，季先生從事研究的重要特點，是在掌握多種語言的基礎上，從分析語言特點入手，結合其他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同樣的論文,還有1947年直接用德文在《華裔學志》上發表的《巴利文的 A siy ati》。上面這幾篇論文，如果說從大的學科劃分而言，還在印度學的范圍內，那么，季先生后來所作的研究、發表的論文，就不囿于印度學，而更多地涉及中國，更多地顯示出“中西之間”的特點。這樣的局面,也可說是客觀的情形使然：首先，古代印度，作為南亞文明的發源地，在文化上與東亞的中國有極多的接觸，中印文化交光互影，例證比比皆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產生于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到了中國，在中國后來有了極大的發展。中印兩大文明古國，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個方面，互相學習，互相交流，這在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間有很多值得認真研究的題目。季先生當年在清華大學的老師、學術界公認為一代宗師的陳寅恪先生自德國返國后，在清華任教的最初10年里，對這一方面的問題也非常注意。季先生在治學的門徑、方法以至興趣上，明顯受到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在中印兩大文化之間，陳寅恪先生尤其注意二者之間的中間區域，即中亞地區古代不同民族、語言、宗教之間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關系。季先生從一開始就極為服膺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面的見識，他在德國學習的雖然主要是印度和中亞的語言，但研究的對象和使用的材料卻大量來自中國古代翻譯的佛教典籍。他在涉及中國的學問方面，原來就有很好的基礎。從研究印度和中亞的古語言、佛教的典籍，更多地轉到與中國有關的題目上來，不僅順理成章，而且可以說是得心應手。當然，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國內，要繼續完全從事印度和中亞古語言的研究，客觀條件(如最重要的圖書資料)與歐洲的德國相比，相差太遠。季先生因此把研究的方向，更多地轉向梵漢比較，或是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的題目。他把這種情形開玩笑地稱作是“有多大飯碗，吃多少飯。”自然，先生也并未完全放棄對梵文的研究。

　　1946年春,根據國內的情形和客觀條件，季先生很快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題目作了調整。到北京大學的第二年(1947年)，他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浮屠與佛》一文。在這篇文章里，季先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印度和中亞古語言方面的功底和嫻熟于各種佛教佛典的長處，對漢文中“佛”與“浮屠”(佛陀)兩個譯名的來源、出現的先后作了細密的考證。“佛”與“浮屠”二名的來源,表面看來細微末節,實際則反映出與佛教在中國最早傳譯的過程有關的諸多重要問題。這篇文章,由小而見大，見微而知著，發前人之未發，體現了季先生研究的一大特點。

　　上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和印度國家間關系很好，文化交流比較多。中國和印度都有一些學者致力于中印文化關系方面的研究。季先生是其中之一。中印之間，從古至今有無數的交往，表面看，是中國從印度學來的東西多，印度從中國學去的東西少，因此，曾經有一些國外的學者認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單通道”(One-waytraffic)。季先生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中印之間兩、三千年友好的關系，有很多特點，其中最突出的一條就是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互相滲透。為了說明他的看法，季先生先后撰寫了《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以及《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幾篇文章，說明中印之間不是“單通道”，而是“雙通道”(two-waytraffic)。

　　季先生對中印文化關系的研究，當然還不限于佛教和以上講到的幾個題目。文革以前，他把印度最著名的幾種古典梵文作品《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譯成了漢文。“文革”期間，他被安排在宿舍樓看門，其間偷空悄悄地將總共將近兩萬頌詩的印度古典長詩《羅摩衍那》全部譯成漢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七篇八冊。《羅摩衍那》是世界文學史上著名的史詩，可是，印度語言以外真正的全譯本，只有英文和中文兩種。季先生的翻譯，使用的也是詩體。“十車翻蟻蛭，百國追彥蹤”，《羅摩衍那》翻譯的完成，在中國已有兩千年傳統的梵學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話。但季先生又不限于簡單的翻譯，他同時就印度古典文學以及近代印度的詩圣泰戈爾的生平和作品，寫了許多文章，包括像《〈羅摩衍那〉初探》這樣的專著。在國內，要研究印度文學，這些文章和書，都不可不參考。季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不只是就印度文學論印度文學，而往往是將印度文學與中國文學，包括中國文學中的民間文學作縱和橫的對比。這些研究，在中印之間、中西之間，說是屬于比較文學的范圍，更合適。

　　在佛教語言和文獻研究方面，季先生在1986年還撰寫有一篇長文：《論梵文本〈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這篇文章中，先生通過對文獻本身以及其語言的分析，對大乘佛教的起源、階段的劃分、般若類經典的來源等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先生也撰有一系列文章，最主要的有：《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1965)、《關于大乘上座部的問題》(1981)、《論釋迦牟尼》(1981)、《商人與佛教》(1985)、《佛教開創時期的一場被歪曲被遺忘了的“路線斗爭”——提婆達多問題》(1987)。

　　中國唐代高僧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記》，是一部享譽世界的名著。歐洲和日本的學者從19世紀開始，便著手翻譯和研究，并利用書中的材料，在中亞和印度的考古、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獲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作為玄奘的同胞，中國學術界對這部書，過去雖然也有人作過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遺憾的是，直到上世紀70年代，整體的研究尚付厥如。北京大學的向達先生曾經積極倡議由中國學者重新整理這部書，可惜后來因“文革”而中輟，其間向先生也不幸去世。“文革”以后，工作重新開始，由中華書局組織一批學者，季先生總負其責。1985年，工作完成，《大唐西域記校注》正式出版，原文、前言、注釋等加在一起，約63萬字，集合眾力，可說是國內當時西域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項重要成果。校注工作中，季先生審閱初稿，進行修改，還親自改寫了不少注釋條目。前言《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由他獨自撰成，長達10萬字，實際上是一篇全面論述《大唐西域記》學術價值及其所涉及問題的長篇論文。

　　1998年，季先生在德國出版了一部專著《中國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語(A )〈彌勒會見記〉》(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這是他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接受新疆文物主管部門的委托，釋讀和研究在新疆吐魯番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焉耆語)的《彌勒會見記》的成果，是季先生作為中國學者在吐火羅語研究方面的一大新貢獻，其間也得到德國和法國學者的協助。通過新的研究，季先生不僅進一步說明吐火羅語在漢文化與異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而且找出了吐火羅語中來自漢語的詞匯的例證，說明文化交流中的雙向現象。作為劇本的《彌勒會見記》，對中國古代戲劇的發展有什么影響，則是中國戲劇史研究中此前從未有人提出過的問題。對此季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由語言而文獻、而文學、而歷史、而文化，中西皆通、亦中亦西，辭章考據，既博且精，由細微而見大節，重考據亦通義理，季羨林先生一生治學的范圍和路徑，或許可以作如此的總結。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