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77年恢復高考去掉了“單位同意”一條

　　——解讀《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

　　新中國大學統一招生制度始于195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止。1977年,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后，果斷作出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的重大決策。30多年來，這一決策影響了4000余萬人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巨輪的航行軌跡，塑造了新的社會現實。2007年,在恢復高考30周年的時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它以最為權威和原始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這一命運轉折點的真實形態。

　　《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收入鄧小平在1977年5月至12月間的25篇文稿，大多數是第一次正式公開發表，披露出許多重要歷史細節。內容包括講話、談話、批示、手跡和歷史圖片等，并附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撰寫的《鄧小平與恢復高考》一文，展示了鄧小平恢復高考的決策過程。

　　談到決策恢復高考，1977年8月“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查全性教授慷慨陳詞與鄧小平一錘定音為人熟知，但是對高端層面上鄧小平圍繞恢復高考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思考和決策未必清楚。事實上，恢復高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實際上，恢復高考是鄧小平長時間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鄧小平振興科教領域的開端，更是鄧小平全面撥亂反正的突破口。

　　1977年，我們熟悉的歷史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剛剛結束十年浩劫的中國大地百廢待興，需要解決的問題千頭萬緒。如何打開局面？慧眼獨具的鄧小平主動向中央請纓，分管科技、教育工作，此時他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成熟的考慮。而關于恢復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為什么要恢復高考？歸根到底是祖國與人民的迫切需要。1975年，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的時候，就曾多次圍繞大學招生和教學質量問題發表意見。他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學究竟起什么作用？培養什么人？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

　　1977年，鄧小平尖銳地指出：“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現在是后繼無人！大學、中學、小學質量很低。教育脫節，沒有來源。”在危機面前，正是對國家負責，為人民謀利益的強大動力促使鄧小平作出這一重要決策。

　　鄧小平敏銳地選擇了恢復高考作為全面撥亂反正的突破口，主要是從兩個大局出發：其一，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匱乏、青黃不接，人才斷層已經成為國家社會難以為繼的威脅；其二，恢復高考不僅是一項教育制度的變遷，更標志著社會的轉向。鄧小平專門將擬定的招生辦法“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中“單位同意”一條去掉。他說，“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一些，不同意報考怎么辦？我取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他還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個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門’。”用考試取代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成為選拔人才的依據，昭示著社會的思想結構回歸正常的發展軌道，重新肯定了知識的價值，普通人再次擁有了把握命運的機會，在改變千百萬人生命軌跡的同時，國家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怎樣恢復高考？這個問題遠比想像中困難。甚至印刷上千萬份考卷的紙張，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與此同時，當時社會思想風氣未開，恢復高考的阻力很大。對此，有人寫了一首打油詩：“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關鍵時刻，鄧小平召集教育部負責人談話，嚴肅指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

　　1977冬天，570萬應考者涌進考場，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試，1180萬人的總量創造了世界考試史上的奇跡。

　　從大局著眼，鄧小平在恢復高考這樣的重大決策中舉重若輕；從細處著手，鄧小平在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更彰顯出深切的人文關懷。書中首次公布了這樣一個細節：1977年11月3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時說：“音樂學院院長告訴我，發現了一個7歲的娃娃會拉小提琴，能拉很難的交響樂曲子，而且拉得不錯。這在外國就叫神童了。音樂學院規定11歲才可入學，像這樣的娃娃，應該把他吸收到音樂學院來，提前錄取，以便深造。還得找個阿姨幫助他。”結果，這個孩子被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他就是日后被譽為“東方帕格尼尼”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

　　30多年轉瞬而過，當年參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中流砥柱，高考制度也在不斷改革和演進中走到今天。

　　周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