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康巴藏區阿須草原上有個放牧的藏族孩子覺如，他戎馬一生，統一多個部落建立嶺國，懲惡揚善，造福黎民百姓，被稱為格薩爾王(相傳他是藏傳佛教連花生大師的化身)，成為藏人世代懷念、至今尊崇的大英雄。關于他的故事千百年來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肅的廣闊藏區口口相傳，這種傳播方式令故事的版本、內容不斷豐富，成為迄今世界上篇幅最長、仍在流傳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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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的川藏線上野花滿山、湖泊澄凈、水草豐美、牦牛肥壯，作家阿來開著越野吉普，與20多位媒體記者一道從成都出發，經康定、道孚、甘孜，直奔格薩爾的故鄉——阿須草原，其間穿越二郎山、折多山、塔公草原、玉龍拉措圣湖。與蜿蜒崎嶇的路況相伴的是沿途絕美的高原風景，隨著車窗外藏人聚居的鄉村、城鎮逐漸清晰，康巴風土人情撲面而來。為了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格薩爾王的故事，他曾數次前往康巴藏區搜集資料、拜訪說唱藝人、親近山川河流。如今，新作《格薩爾王》(重慶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付梓，在阿須草原上佇立的格薩爾像前，他手捧哈達面帶虔敬，獻上哈達的一刻也便了卻縈繞心頭的夙愿。于是，他稱此行為“還愿之旅”。

　　一路上阿來時常扮演“獨行俠”，偶爾路上停車休整，他會扛著照相機、三腳架離開大部隊，用鏡頭瞄著花草牛羊雪山圣湖，似乎他與一朵野花一頭牦牛更有話說，“我不太喜歡‘群眾運動’，獨來獨往多好，就像我寫小說一樣”。在阿壩藏區馬爾康縣長大的他到了康巴地界像是倦鳥歸林，精氣神十足，三四千米的海拔全不當回事。

　　阿須那夜，阿來住在巴伽活佛家的藏式客棧。外面的雨聲和犬吠時斷時續，屋里燈光昏黃，映得四壁彩繪神秘悅目。晚飯時他喝了青稞酒，還信口唱起西北花兒，像是意猶未盡，點上一支煙，他仿佛說唱藝人似的打開了話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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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來并不覺得自己重述《格薩爾王傳》有什么意外，“我是藏族人，從小就聽過格薩爾王的故事。雖然童年正值文革時期，當時這些傳說被禁止講述，可格薩爾王對藏族人來說太重要了，哪怕不是聽說唱藝人講，斷斷續續零星的故事仍舊聽得到。比較系統地了解這部史詩，則要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格薩爾王的故事再度在藏區流傳，政府也做了一些書面整理的工作”。

　　踏上文學之路的他對這個題材更加感興趣，“這個題材之所以吸引我，是我可以借‘重述’實現對歷史、對藏族文化的重新認識。”不過他從來不是著急的人，對待寫作尤其如此，只是靜候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寫《空山3》的時候，他開始考慮“重述”的事情，《空山3》的寫作進入尾聲，這個念頭愈發強烈，他知道是時候了。“大致的故事框架我早就心中有數，格薩爾從天上下界、拯救百姓、建立國家、征服四方、功德圓滿、回復天界……我主要是在細節上下功夫，從古至今，格薩爾王的基本故事差不多，不同的說唱藝人卻能說出不同的效果。”他所理解的故事講得好不好，第一是情節是否生動，第二是有沒有意味，語言好不好，畢竟故事是通過語言來表達的，另外他也看重故事里有沒有思想。

　　動筆之前，他做了大量案頭工作。百多年來，國內外關于《格薩爾王傳》的研究成果很多，藏區也有不少史料，這些需要仔細研讀、揀選、核實，才能接近歷史，接近故事原貌，為此他至少讀了上百本與此有關的書。“像這樣高度虛構的史詩，有些內容其實可以與歷史對照，就像《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對照。《格薩爾王傳》的還原難度在于它沒有一個《三國志》那樣的史學底本。崇拜是抽象的，如果‘重述’回到學理層面，就要把崇拜放在一邊，何況再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消極的東西，藏文化也一樣。格薩爾王的故事發展到后來，宗教因素越來越多，我得在寫作中調整進而還原。”他解釋說，一方面要還原《格薩爾王傳》與歷史的關系，另一方面要把后來宗教色彩濃厚的史詩還原(接近)到它最初產生時的民間色彩上，“淡化宗教色彩，甚至還有些反宗教的意味”。

　　為了找到適合史詩題材的敘事語言，他翻閱了《伊利亞特》、《奧德賽》等歐洲史詩，參考它們的文體，“我們今天的有些小說，敘述方式好像明清話本，我不想用這樣的方式‘重述’，太油滑”。他還參考了不少歷史著作，因為“敘述上很大氣很沉穩”，《圣經》、《古蘭經》他也讀了一遍，“那里有簡潔、詩意的歷史”。

　　相較西方小說而言，他覺得中國小說的空間感比較差，“我希望我的小說有空間感，這是需要親自游歷才能實現的”。三年里，他一趟一趟地往康巴藏區跑，除了此次“還愿之旅”所到之處，他還去過德格、白玉、色達等地，遺跡、傳說就在高原山水中，在普通藏人的講述里，“這里我已經是第三次住了。”他指指阿須這家藏式客棧的天花板。

　　分布在藏區的格薩爾說唱藝人是他重點拜訪的對象，聽他們邊說邊唱，詢問他們的身世、生存狀態，“時代變了，如今的說唱藝人群體呈現萎縮的狀態，他們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樣。”他無奈地說：“當然我拜訪的不止是說唱藝人，你知道，在中國，不管多么偏僻的地方總有些熱愛地方文化的人，我也去拜訪這些人，看他們寫的文章。這些傳說連同這些地理信息，風土人情，在我腦子里逐漸形成一個立體的概念。現在一說起阿須啊道孚啊德格啊，我腦海中就浮起一幅立體的地圖。”

　　他非常抗拒“采風”的提法，“那意味著點到為止，采風已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界非常形式主義的詞。我更愿意把我的前期準備稱作‘田野調查’，我是在做學術研究，雖然我不是學者。就像臺灣學者王明柯那樣，我讀了他的《羌在漢藏之間》、《尋羌》，覺得我的前期工作方式和他類似。

　　長期醞釀的腹稿加上充分的準備，一待動筆，他寫得很順暢，“我寫小說從來都經過深思熟慮，準備的時間會比較長，寫起來沒什么困難和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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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文化環境對人的影響、對文學藝術的影響不言而喻，藏區廣闊、久遠的土地滋養了《格薩爾王傳》這樣規模、氣概的史詩。千百年來，關于格薩爾王的傳說被無數說唱藝人不斷豐富也被一代代藏人不斷演繹，面對龐雜的線索、故事，該如何取舍？“這我不擔心，不管這些故事流傳多少年，有多少個版本，它的核心部分是不變的。我需要的素材恰是這精彩的、大家公認的部分。”阿來很清楚一種口傳文學歷經世代傳播會有文本上的變化，在全世界范圍莫不如此，“打個比方，你今天上班路上看到街頭兩輛汽車刮蹭，就把這件事講給別人聽，為了故事好聽難免添油加醋，這是人講故事的天性，經過幾個人轉述，這個故事再傳回你這里就會十分離奇。格薩爾王的故事流通過程也是如此，細節因每個說唱藝人的才情和語言感覺不同而不同。”

　　在《格薩爾王》的敘事結構上，他沒有止步于對格薩爾王的故事的重新講述，他設計了兩條線索，一條是以史詩《格薩爾王傳》為底本，按照時間順序寫格薩爾出生、成長、降妖除魔、開疆拓土的豐功偉業，另一條線索則寫到活在當下的說唱藝人晉美的經歷，如很多說唱藝人獲得說唱格薩爾傳說的能力是靠“神授”一樣，晉美也是不斷在夢中和格薩爾對話，“既然這是一部至今流傳的活史詩，那今天的藝人也還是可以和他在夢中交流，晉美所處的社會和格薩爾王所處的時代肯定天差地別，我通過對晉美生活的描述，意在把今天的藏人生活和格薩爾時代做一個對比。通過晉美夢里夢外的講述，來審視這些變化。”這種雙線索的結構是他動筆前就想好的，“寫小說講究的是外在形式，也就是結構，還有語言。中國小說歷來對結構不很重視，其實每一種故事都有它最恰當的表達方式，這就是結構。重述格薩爾王的故事，就要確定一個恰當的敘述框架，這很費腦筋。”

　　他表示，書中所寫的格薩爾王就是他心目中格薩爾王的樣子，而書中另一條線索的主人公——當代說唱藝人晉美就是他自己，只不過，“晉美神采飛揚的時候是我，無力的時候不是我。”他笑著說。

　　剛剛在北京舉行過全球首發式的《格薩爾王》是以“重述神話”項目最新作品的姿態出版的，這個項目的中國部分已先后推出蘇童的《碧奴》、葉兆言的《后羿》和李銳(與蔣韻合寫)的《人間》。早在該項目啟動之前，計劃重述《格薩爾王》的念頭在阿來心中醞釀已久，“是這個項目遇到了我，在《空山3》即將完成的時候，重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重述《格薩爾王》”。在寫作、出版過程中，他獲得了充分的自由，作品的文字、篇幅都未受限制。出版方曾給他寄去這一項目此前出版的幾部國內外作品，他一本也沒看，“不想受這些作品的影響，不過，現在可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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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年前，阿來是從寫詩初入文學之路的，寫了十多年詩，到1990年就不再寫了。他不認為這段經歷對自己的小說語言有什么影響，寫小說對他來說是很自然的開始，“我比較反對這種看法，誰誰寫過詩，所以他寫小說的語言就好。很多寫詩的人語言很糟糕。年輕時我有激情，對世界的感受相對單純，用詩來表達很合適，等到這世界和我自己都變得復雜，詩歌的容量就不足以承載我想表達的，想要塞到詩歌里的東西越來越多，就很難保持詩歌形式上的完美。”

　　說到身為藏族作家用漢語寫作的話題，他覺得簡單地看待少數民族作家“用本民族語言還是用漢語寫作”是狹隘的，“我沒有疏遠自己的民族語言，我反而覺得自己的寫作對漢語也是一種豐富”，他舉了印度裔英國大作家奈保爾的例子，“奈保爾來自印度，他用英語寫作卻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對英語文學的影響和貢獻有目共睹”。他非常欣賞奈保爾的作品，“他是十年來獲諾獎的作家中我唯一喜歡的，他的短篇集《米格爾街》寫得好極了”。

　　在今年4月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頒獎典禮上，阿來以《空山》獲年度杰出作家獎，在獲獎感言中，他談到了亟待對如今被賦予太多符號化、時尚化意義的藏文化“祛魅”的話題。時隔幾個月重提此事，他依舊感觸良多。西藏在他眼中是具體的存在，“是個名詞，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但在更多人眼中卻把西藏作為一種抽象的象征，從《塵埃落定》到《空山》再到《格薩爾王》，他的寫作一直在努力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西藏，正如《格薩爾王》宣傳文案中引述他的那句話，“要讓大家對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達拉宮，還要能讀懂西藏人的眼神。”他接著說：“今天的中國看起來是多元社會，可是在多元的名義下，我們對多元的理解卻未必準確。我不想籠統地談文學的責任，只說我個人的文學觀念，就是我的寫作是對藏文化祛魅上的一種努力。這與我的身份有關，也與中國的現實有關。能用文學做一些工作，這讓我覺得有意義。”他說，時至今日了解西方的方式很多，留學、考察、旅行，但他是通過文學去了解法國、英國、俄羅斯的，“大多數人沒有那么多出國機會，用文學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不失為一種捷徑。我既然有能力站在藏文化和漢語文化之間，不妨用寫作來做些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沒什么不得了”。

　　這些年來他的寫作始終不離藏文化、藏族主題，這固然是他得天獨厚的“富礦”，但也不免引致“還能開采多久”的疑問，對此，他顯得很釋然：“藏文化這座富礦，資源多得很，我能開采，別人也能，我不擔心枯竭。關鍵看采礦的人有沒有想法，我有我的采法，哪怕別人采過的我也一樣能采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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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文學創作總是和影視關系密切，一本小說若“觸電”，時常會帶來更廣的影響和更多銷量。《塵埃落定》曾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搬上熒屏，但阿來對影視和文學的關系不置可否，“電視連續劇《塵埃落定》和我沒什么關系，拍得好與不好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小說品質。我不關心電視的普及面，哪怕它對圖書銷售有用。我希望真正喜歡讀小說的讀者來讀我的書，而不是被電視吸引才來看，我不會讓讀者失望。我的小說里會有電視和好萊塢大片不能給你的東西，我的形式感，我的語言，只有我的小說里才有。”

　　親自上陣改編自己的小說？他更是從未想過，“我可能永遠不會做影視編劇，除非我直接寫劇本，而不是從小說改編。為什么要把同樣的故事講兩遍呢？”他覺得自己的作品似乎也不容易被改編成影視劇，“那差不多要推倒重來”。他完全承認今天的影視對文學的沖擊客觀存在，“影視的內容是從文學派生出來的，何況它還可以借助現代科技增加表現力，會把文學中容易表達的部分拿走。今天的作家確實要好好想想，小說里還有什么是影視無法表達的。如果小說寫得和影視劇本差不多，寫小說干什么？如果小說的內容都能拍出來，小說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他強調，至少在十幾年前他就這么想，意識到小說的不可替代與局限之處，“我承認小說的局限，但會在寫作中盡量減少這種局限”。

　　他也上網，看看新聞而已，“根據我的小說觀念，起碼從文學意義上，網絡出現至今對于寫作尚未提供什么有建設性的東西”，他還開了博客，雖然有點不情愿，但他很反感為了點擊率就如何如何，“既然已經有博客了，我會十天半月貼一篇文章上去，說說自己想講的話。中國這么大，網民那么多，總有同氣相求的人。”

　　他說他一年里總有四五個月要往外面跑，藏區對他的吸引力是城市生活無法替代的。其他時間，他在成都當作協主席，讀書，寫作。36歲從牧區進入城市工作生活，如今也有十多年，卻幾乎不觸及城市題材的寫作，讀者可能有一天讀到他寫的城市小說嗎？“可能性當然存在，畢竟我在成都生活這么多年。作家的任何一種生活體驗都不該浪費。但我不會很快去寫城市，今天中國的城市變化太快，我需要更長時間沉淀。現在我們覺得很大的事情，隔著時間，放在歷史里回頭去看，可能也不算什么”。

　　完成《格薩爾王》的阿來顯得很輕松，他說寫完這本書的最后一句，自己的任務就結束了，“我不操心這本書進入社會、進入市場后的命運，現在我的腦子里一點也不愿意多想這本書的事情，一個字也不想多寫。不是沒有遺憾，可是有小小的意猶未盡也很好啊，讀者也會覺得余韻悠長。”他也不想過多考慮下一步寫什么，“先歇個一年半載再說吧”。

　　-本報記者　丁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