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憲與“紅色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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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憲先生有兩只“毛瓷”茶杯。“毛瓷”,是后人特指的毛澤東用瓷,就是“紅色官窯”。
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紅色官窯”紅遍大江南北,一路看漲。一只小小的茶杯,已然30多萬元矣。
有人不明就里,建議楊先生拿出去,好讓眼下紅火的馬未都或故宮博物院官瓷研究頂級專家耿寶昌先生鑒定一下。
“你是你老婆的專家,你老婆是你的專家。上樓,一聽腳步就知道了。你的老婆到底是不是你的老婆,你會拿出去讓專家去鑒定?你讓我拿出自己的‘毛瓷’讓馬未都、耿寶昌去鑒定,你這是對我的侮辱!”楊文憲先生聲色俱厲,“實話告訴你,我這‘毛瓷’,比毛澤東主席用過的‘毛瓷’都好!都棒!”
不說自己的“毛瓷”與毛主席的“毛瓷”是一樣的,而說自己的“毛瓷”比毛主席的“毛瓷”還“毛瓷”——楊文憲先生,是否已經徹底“神經”?
□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
楊先生今年80歲,家在鄭州北郊,也就是柳林鎮高皇寨村。
鄭州北郊而已,高皇寨村而已;不是北京,不是中南海——如此這般,他的“毛瓷”,真能比毛主席的“毛瓷”還“毛瓷”?
泰山不是壘的,火車不是推的——要解開這個謎,必須回望先生的一生。
空軍轉業,分到景德鎮
1930年1月16日,楊文憲生在柳林鎮高皇寨村。
“八代單傳,到我這兒,還是家里唯一一個男孩。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爺爺有100多畝地,到了老爹,只有28畝地,四五個院子。家里8口人,一群寡婦,老爹在鄭州東河(北下街)給一個木材場的老板趕馬車維持生計。要說土地不多,土改時,定的卻是地主。”楊先生說,“我讀過私塾、小學,小學畢業,上了鄭縣縣立中學(今鄭州三中);中學畢業,考上了河南省工業職業學校化工科(系),校址在今鄭州塔灣、市第三人民醫院附近。”
學校是國民政府辦的,公費,管吃,校長是于右任的女婿方文龍;教材都是大學的,老師都是名師,后來學校解散,老師都去了南開、河大等名校。
1948年,學校每人發了20塊大洋,還有金圓券,開始南遷;走到鄭州東郊,晚上住下,楊先生半夜沿著賈魯河走了回來。“家里還有父親,心里就是不想走。”楊先生說,“回家第3天,學校又動員復課。”
1950年,解放軍招特種兵、航空兵。“學校1000多人,選出4人。我的身體條件特棒,被選上了。”楊先生說,“當了航空兵,多令人羨慕呀!但是說實話,我不大愿意,家里八代單傳,就一個男孩,當兵總是不好的吧!”
楊先生所在部隊叫“嵩山部隊”,也叫空軍24師,中央空軍與地方部隊雙重領導。起先在開封,后遷到鄭州空軍機場,也就是現在的鄭東新區。
“那時,我還是文工團團長,陳再道將軍的夫人是指導員,每個禮拜,都要組織兩次舞會,都是我組織的。文工團里都是大學生,我一個小伙子,給老同志沒少當紅娘。”
“1952年,部隊換防,到了江西南昌的向塘。建營房之前,大伙兒鋪張席子,就睡在田地里。結果,這讓我患上了關節炎,自然不能再飛那米格-15了。”楊先生回憶。
1954年,不到25歲的楊先生只好轉業,到了中國瓷都景德鎮。
楊先生被分配到景德鎮建筑公司,負責預算;搞了幾個月,1954年8月1日,景德鎮要搞陶瓷研究所,他被調去當人事保衛股股長。
國瓷工程,承古開新章
在人事保衛股,楊文憲與所長張鳳歧一起深入農村,將身懷技藝的老窯工、老藝人請到所里。
張鳳歧是南下干部,不但是該所所長,還兼任市委秘書長、工業部長、糧食局局長、陶瓷美術委員會主任等。當時,那些老窯工都失業在家,不再從事陶瓷事務。
接著,要搞中德(東德)陶瓷合作、中保(保加利亞)陶瓷合作等。“那時缺少有文化的人,職校畢業都是很寶貴的。”楊先生說,“市委書記趙淵找我談話,說搞什么人保呀,你給我歸隊。”
所謂歸隊,就是繼續搞他的高技術——因為楊先生畢業于河南省工業職業學校,學的是化工科,與陶瓷密切相關。
“與東德、保加利亞、波蘭等搞陶瓷合作,我主要搞的就是窯爐;搞完后,從技術職稱方面而言,景德鎮乃至江西省第一個熱工工程師,就是我了。”楊先生說,“當然,我還擔任著江西省景德鎮市輕工部陶瓷研究所技術室主任兼書記、實驗工廠廠長、窯爐組組長等;那時,瓷畫著名的‘珠山八友’,如劉雨岑等,都在藝術室。”接著,國家指令,要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景德鎮古代精細瓷器。
這樣的任務,在景德鎮是搞不了的。
楊文憲領著4個人到了上海,代表江西陶瓷組參與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研究。其時,周仁為該所所長,此外還有嚴東生、李四光的女兒李林等,他們都是學部委員(院士)級的,是當時中國頂級的陶瓷、材料專家。
搞完后,出了一個報告。其中,在周仁所長的支持下,楊文憲撰寫了《平焰柴窯的工藝分析與熱工研究》(后收入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硅酸鹽研究工作報告會論文選集》)。“那時,我還是20多歲的小伙子,都是頂級科學家,不敢在大會上作報告。周仁所長對我說:你別怕,有我支持呢!”
這樣的報告,等于以科學的方法揭開景德鎮千年陶瓷的秘密。“老板愿意嗎?把莊(燒窯工)愿意嗎?”楊先生說,“我把每個杯子的重量都稱了,難得很,就是要把一切都數字化。那時,沒有景德鎮市委書記的鼎力支持,根本就不可能進行。”
研究,當然不是目的。
這次研究甫一結束,“國瓷工程”任務就下了下來——為國家宴會、大使館生產“國家陶瓷”。生產“國瓷”,中試車間就設在江西省景德鎮市輕工部陶瓷研究所,作為技術室主任兼書記、實驗工廠廠長、窯爐組組長等,楊文憲的作為,自不待言。
“‘國瓷’都是實驗工廠燒的,都得我過手呀!”楊先生說,“‘國瓷’結束,‘毛瓷’來了。”
“毛瓷”茶杯,毛澤東畫樣
“1960年代,中央下給所里的任務,就是‘毛主席用瓷’。”楊先生說,“因此,現在說‘毛瓷’要比說‘紅色官窯’什么的,更恰如其分。”
“毛瓷”燒了杯、壺、盤、碟等茶具、餐具——“毛澤東親自畫草樣的只有茶杯,也就是說,你看到的這兩只茶杯,大樣出自毛主席。當然,我們也作了推敲,進行過小的局部更改。”楊先生指著自己的兩只茶杯說。
將“毛瓷”茶杯與其他類型相若的茶杯放在一起,其“精氣神”一下子就把其他茶杯比得再也找不著北了。
“毛瓷”茶杯是“毛瓷”的經典造型——“造型上,只要稍微動一點兒,就會出問題;胎與釉,自然也是最好的;松柴燒制,不但套有匣缽,而且匣缽內還要套上個無釉瓷胎,以免污染瓷器;瓷畫畫的是‘水點桃花’等,幾乎全出自劉雨岑之手;‘水點’畫瓷是劉先生的創新之作,當然也是他的拿手好戲;都是手工拉坯,杜絕機械化操作;采取內支燒,瓷器表面不留痕跡,底部不會刺傷臺面。”楊先生說,“‘水點桃花’開在潔白的陶瓷上,活靈活現;胎體通靈剔透,不是和田玉,勝似和田玉。”
一窯燒10萬件,只選三五件;有個黑點都不行,都要毀掉。“‘國瓷’與‘毛瓷’有什么區別?區別大了!這就是面對燒成瓷器,千里挑一還是萬里挑一、十萬里挑一的問題。”楊先生說。
當然,還有誰拉坯、誰畫畫、誰燒窯的問題;當然還有原材料的問題,偉人用瓷乃至偉人“畫樣”問題,名家作品、非名家作品問題等。
“因為在1960年代初,還沒有軍管等問題,制瓷環境還是比較自由的。不能說沒有師傅偷拿過,但不會很多;至于我,就是‘毛瓷’,也是相中哪件就留哪件;我負責燒窯,不能不讓我留樣吧?那時尊重科學實驗,要留樣,是誰也不能插嘴的。”楊先生說,“不是吹牛,送給毛主席的,倒也不見得就比我留下的好。你看我這茶杯,一點兒雜質都沒有,這叫萬里無云呀!1975年,我回鄭州的時候還有十多件,有的讓孩子把頂(茶杯蓋)撞掉了,有的把把手撞掉了,有的還送了朋友,現在我就只有這一對茶杯了。”
楊先生還存有一套“毛瓷”九頭茶具(一壺四杯四碟),那是1975年他調回鄭州之前燒制的。“要走了,朋友非要做個紀念。”楊先生說。
魚畫得活靈活現,松枝畫得若隱若現,胎釉光潔,精妙至極。楊先生說,“‘毛瓷’的胎料是我專門到江西臨川縣(臨川市)精心采集的,臨川高嶺土是稀缺資源,我留了些,才有了這個東西”。
現在不但湖南醴陵說自己生產過“毛瓷”,景德鎮轟轟烈烈傳播的,也是“7501毛瓷”——“湖南醴陵生產過‘毛瓷’,質量不能與景德鎮比;‘7501毛瓷’是1975年搞的,那時又是軍管又是這那,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珠山八友’也沒了,質量哪能跟1960年代的比呀!”楊先生說,“現在說這說那,都是各有想法而已。再說,無論‘毛瓷’不‘毛瓷’的,懂家最終還是要看質量的——我的‘毛瓷’茶杯,經典中的經典,按市場說的話,我給它定30萬元;九件套,畫工燒制精妙絕倫,是景德鎮畫魚最好最妙的畫工畫的(楊先生只能記起他姓陳,比自己大兩歲,應該82歲了,并說他似乎叫陳景長),我看得給它定個100萬元。”
★后記★
1975年春節,楊文憲先生調回鄭州。當時,某國提供技術在鄭州建個工廠,咱與人家分享中國陶瓷技術。于是乎,作為合作項目,鄭州瓷廠就此上馬。
當然,作為八代獨苗,楊先生也希望回到鄭州,好照顧他的老爹。
在河南,楊先生對炻瓷、鈞瓷,乃至對鞏縣古窯的產業發展、探索研究,影響深遠。
“早在唐代,鞏縣窯就燒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白瓷乃至瓷器,最高溫度達到1410攝氏度,吸水率為零——這太了不起了;都知道青花是景德鎮的,誰知最早的青花瓷是在河南鞏縣(鞏義市)燒成的,溫度已經達到1200攝氏度以上,是標準的瓷器……”楊先生說。
二三十年過去了,楊先生當初刊發論文闡述的觀點,正在成為學界共識。
“都是機會,國家的錢讓我浪費得太多了,所以有了一些成績。”楊先生謙虛豁達。
他精力充沛,至今每天只睡4個小時,從不午休;燒窯,他曾連續奮戰14天,日夜不合眼,不休息1秒鐘。
“鐵人”,與他的天才,乃至時代,成就了楊文憲。他似乎是為那苦、累、臟的陶瓷大業,乃至“毛瓷”,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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