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張藝謀 當代文化會如何？

　　我們無法想象，如果二十多年來的中國沒有張藝謀的存在，究竟我們的文化狀態會如何？當然，歷史容不得假設，而且這種假設其實不可能有任何現實的意義，個人當然重要，但歷史自有它的命運。但這個設想還是讓我感到震驚。如果沒有他的存在，我們會感到寂寞；同時也會讓我們的這二十年缺少了一個足以代表和象征我們的生存狀態和文化處境的符號，我們會由此顯得空洞。最直觀的事情是，如果沒有他，我們不會有今天的鞏俐和章子怡。

　　雖然我相信，他如果沒有存在過，我們還會找到自己的象征的符號，沒有誰，地球都會照樣轉。但張藝謀無疑是這一段的中國歷史中難以缺少的人物，也是我們的生命歷程的記憶中不可遺忘的人物。正是有了他在伴隨著中國和我們自己的成長，我們向前努力去實現夢想的路才顯得如此的波瀾壯闊，才顯得有了一種宏大的、戲劇性的背景。無論如何，他找到了一種表達的方式來傳達我們的“中國夢”的色彩。我們可能對他提出種種的批評和指責，我們可能看不慣他的表現的方式，我們也未必喜歡他，但我們發現，他的“在場”其實至關重要。

　　歷史在這二十年里選中了這個人，讓他來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將中國崛起的大命運轉化為一種“形式”。我們發現在這二十年里，這個曾經用賣血來換照相機的攝影愛好者，普通的工人，以他的堅韌和才華，在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進程中變成了這個國家的想象力的不可替代的表征。他在以他的作品表現“中國夢”的同時，自己也變成了這個“中國夢”的最好的表現。無論是奧運的開幕式，還是國慶的焰火晚會，還是在漓江、麗江或者西湖岸邊的“印象”或是將要在鳥巢上演的新的《圖蘭朵》，這個人已經把自己的夢想變成了一個社群的夢想的結晶。他從電影開始的夢想的旅程在今天已經變成了我們對于自己的想象的一部分。他的影像和場景中的中國已經是世界對于中國的觀照的關鍵的部分。他是一面反射我們的形象的鏡子，由于他的轉換，我們在鏡中變得像我們的夢想的同時也讓我們自己夢想。

　　他和所有普通的中國人一道經歷過物質匱乏和精神貧困的痛苦，因此他和我們一樣勤奮和努力，他和我們一樣在機會到來的時候懂得抓住它。在他剛剛起步的時候，他就以《紅高粱》獲獎找到了自己的高度。這部既有“國民性”反思的特點，又有生命力的禮贊的作品當然是當時社會的產物。這部本來是面對國內觀眾的作品，意外的變成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被國際認可的象征。也打開了一個國際電影節和“藝術電影”的特殊的小眾的觀眾群。九十年代以后，他的一系列以中國“民俗”和文化的壓抑性為中心的電影持續獲獎。坦率地說，我當年是他這些作品的一個堅定的批評者。我當時認為這些作品具有某種“后殖民性“。今天看來這些批評仍然有自己的價值。但那時的張藝謀電影也在冷戰結束后的最初的歲月里將“中國”展現為一個渴望全球化，而自身落后的社會而讓西方的觀眾得到了一個側面的認知。也并非沒有積極意義。而且張藝謀作為中國象征的符號價值正是在中國發展的那個過渡時期確立的。

　　進入新世紀，他以《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打開了一個新的“大眾”市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張藝謀獲得了巨大的電影以外的機會，從雅典的八分鐘開始，他變成了我們時代書寫中國的形象的第一人選。人們對那“八分鐘”有種種議論，但發現沒有他，我們不可能獲得世界的“最大公約數”的人群的認可。而他則是永遠能夠找到這個“最大公約數”的人。于是，我們有了奧運會的開幕式。張藝謀的能力一是他的看準目標就不放棄的堅強；二是他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的靈活。三是他尋找到足以讓人震撼的視覺效果的能力。這些都讓這個人在這樣一個以視覺為中心的時代足以代表我們。以至我們不能想象沒有他我們會如何。雖然歷史有自己的軌跡和規律，但個人可以做的還是很多很多。張藝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張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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