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學家對祖國赤誠的愛。他的一生,國為重,家為輕,科學最重,名利最輕。
98歲,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他用畢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誠,寫就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輝煌人生。
“錢學森是愛國知識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幟。”解放軍總裝備部日前舉行座談會,總裝首長常萬全、遲萬春和航空航天界、科技界人士盧錫城、王永志、楊利偉等一起緬懷錢學森。
錢學森的嘉言懿行,又出現在與會者的回憶中——
“我是中國人,當然忠于中國人民”
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審訊記錄。
美國檢察官訊問錢學森:“你忠于什么國家的政府?”
錢學森回答:“我是中國人,當然忠于中國人民。所以,我忠于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又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么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答:“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決定給誰就給誰。”
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即使拘役的磨難和生命的威脅也不能改變錢學森報效祖國的決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談話中,錢學森說:“我從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呆了整整20年。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的是日后回到祖國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沒有,我說一塊美元也不存,他們感到奇怪。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錢學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著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面對雄偉的天安門城樓,錢學森激動地說:“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國,現在終于回來了!”
“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
1955年冬,錢學森來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院長陳賡大將問他:“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錢學森說:“外國人能干的,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干?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拍案大呼:“好!就要你這句話!”錢學森說:“就這一句話,決定了我這一生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生涯。”
愛國主義總是與肩負的歷史使命結合在一起。錢學森把祖國的強盛、民族的興旺,作為自己畢生奮斗的目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和支持下,錢學森起草了《建立我國國防工業的意見書》,為我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同年3月,錢學森又參與起草了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噴氣和火箭技術項目的報告書,為推動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工業、農業、國防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錢學森受命組建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長。
那是新中國導彈事業起步維艱的年代。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這些人當時對什么是導彈一無所知,但后來成為了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1960年,在他具體領導下,我國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導彈。之后,他又親自主持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試驗工作,于1966年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發射人造衛星的時機已經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新中國終于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5年歸國路,10年兩彈成。之后,錢學森又擔任了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國防科學技術領導工作,從更高層次思考其他領域諸多重大科學和技術問題,提出了許多創新的思想,為中國科學技術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貢獻。
錢學森通過自己一生的實踐證明:一個知識分子,只有把自己與祖國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實現個人價值,也只有在為國家奉獻、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才能贏得祖國和人民的尊敬與愛戴。正如錢學森自己所說:“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
“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錢學森曾說:“我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他一生有三個“不在意”:一是對“官”不在意,二是對“錢”不在意,三是對“名”不在意。聶榮臻元帥曾高度評價錢學森:“總是艱苦奮斗地工作,艱苦樸素地生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但錢學森對中國科技的發展卻萬分關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領導國防科技工作期間,錢學森經常深入地處沙漠戈壁的試驗基地。那里自然條件的惡劣,人民生活的艱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領導崗位后,他還牽掛著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思索著如何用科學改變那里的環境。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發展沙產業的思想。他說:“我國沙漠和戈壁大約16億畝,和農田面積一樣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長。”“沙產業就是在‘不毛之地’搞農業生產,而且是大農業生產。這可以說是又一項‘尖端技術’!”他還把自己兩次獲得的200萬港元的獎勵,全捐給了促進沙產業發展基金會。
他關心著國家的長遠發展,思考著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2005年3月29日,94歲高齡的錢學森在病房里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長談。他說:“今天找你們來,想和你們說說我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即人才培養問題。我想說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養問題,而是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他從美國的大學教育談到他的老師馮·卡門的教育方法,從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談到中國許多著名科學家的成長經歷,從“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談到我國今后的長遠發展。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一定要“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展”,“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2005年7月,錢學森見到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談到了自己憂慮的大問題。他對總理說:“中國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見到溫總理,每一次都要說起這個話題。2009年8月6日,在與溫總理的最后一次見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講話已經不太清楚,但依然緩慢而認真地對溫總理說:“培養杰出人才,不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根本。”
“平生無意求虛名,惟盡百年赤子情。”錢學森離開了我們,但他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在新中國科技、經濟、國防建設方面的突出貢獻,更有蘊涵其中的極其豐厚的精神遺產。在這些精神財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閃光也最令世人銘記在心的,就是貫穿于錢學森一生的那份濃濃的愛國情懷。
(本報北京11月11日電)
本報特約記者 奚啟新 本報記者 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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