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聯合《新安晚報》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如此沉重之問,又豈是一教育部長能回答得了的!
其實,自春秋戰國結束,漢代開始推行獨尊儒術后,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就一直在發出“錢學森之問”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出過什么大思想家嗎?首創出了對世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科技成果嗎?大思想家?幾乎沒有!科技成果?少得可憐!可憐到現在還在拿四大發明來說事。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錢學森之問”,只是失聰、失明或假裝失聰、假裝失明的中國人聽不到、看不到而已。
其實,“錢學森之問”,在上個世紀也由一位英國人提出過。這個人就是李約瑟。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曾問: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么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于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
今天,這一沉重的話題再次由剛剛去世的名人錢學森以另一種方式提出,引起了總理的重視,引起了國人的重視,也引出了“排名不分先后”的11位教授的“上書”。
未等袁貴仁開口,一些大學校長、專家們、網友便爭相作答。
——有的說要提高教師水平、貫通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做大做強高等教育;
——有的說,要“還高校以辦學自主權,改變教育行政化傾向”,要建立培養杰出人才的機制;
——有的說,要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
這些答案固然不錯,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說過根子上。它們都停留在“器物”“制度”的層面,頂多只及梁啟超智力的三分之二。
我們應該循著梁啟超的思路,從反思“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反思“文化之不足”:我們的文化是怎樣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是官場文化,講究的是等級,扼殺的是平等和真理。這一點,只要從人們見面總是以“袁廳長”“侯處長”“牛股長”“馬經理”來相稱即可知道,只要看校長、企業家也有行政級別即可知道,只有看連小學生都以“當貪官”為志向即可知道。
在這種被柏楊稱為“醬缸文化”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權力是私有的、權力是缺乏制約的、權力是被濫用的。因此,相對應的,個體是奴性的,全被塑造成了依附型人格,根本就沒有獨立思考的習慣,怎么會有創新精神,怎么會有創新能力?
在這種文化下,人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獨不畏真理;在這種文化下,人們只有盲從心理,沒有科學精神;在這種文化下,人們崇拜權力、崇拜金錢,惟獨不崇拜知識。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又怎能產生“杰出人才”?
所以,要回答“錢學森之問”,必須首先徹底摒棄官場文化,而要摒棄官場文化,必須引進“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說出這樣的答案,有點索然無味的感覺,因為90年前的五四運動早就給出了)。
所以,要回答“錢學森之問”,僅從“器物”“制度”上入手是不行的,還需要從“文化”上動大手術,惟有進行如此的“系統工程”,才能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
這樣的反思能力和膽略,是身為教育部長的袁貴仁不便有的;這樣的“系統工程”,也超出了他的職責范圍,所以我要說,“錢學森之問”,袁貴仁回答不了。(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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