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由“紅四軍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主持。如何解決雙方的爭論，歷史重擔壓在28歲的陳毅身上。陳毅一開頭，就號召代表們“大家努力來爭論”，目的很清楚，想通過爭論統一認識，團結一致對敵。但此言一出，代表們又開始議論紛紛，吵得不可開交。

　　后來，陳毅宣布了對毛澤東和朱德的處分決定，并把處分決定寫進了“七大”決議案：“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

　　“七大”上未能解決問題，這也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紅軍初創時期，大家都沒有經驗，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無可避免會發生爭論、分歧和經歷曲折。陳毅在兩位領導人發生分歧時采用“各打50大板”的做法，實在也是無奈之舉。

　　“七大”落幕前，通過了一個決議，并進行了前委選舉。選舉結果一半對一半，陳毅立即聲明，他投毛澤東的一票棄權。關于這些，陳毅的兒子陳丹淮說：“這次近乎‘奪權’的會給毛澤東很大刺激，因為這是他一生中僅有的由下級‘造反’而成功的例子。雖然在這以前，毛澤東曾多次遭到別人的打擊，甚至被撤職，但那畢竟是由中央、由黨內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這次陳毅的‘奪權’是他難以容忍的。”

　　“七大”不歡而散，但人散曲未終，分歧依舊，矛盾依舊。紅四軍是毛澤東一手創建的，但他走了，軍委由朱德負責，陳毅則忙于把“七大”決議，毛澤東等給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義給中央寫的《關于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報告》，通過秘密交通送給在上海的黨中央。此時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對這些文件較為重視，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政治局會進行研究和討論。政治局認為“七大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是錯誤的，并指出“紅軍采取比較的‘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絕對不是家長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

　　8月21日，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俗稱“八月來信”。但這封信卻杳如黃鶴，紅四軍一直未收到。

　　毛澤東離開前委后，提出了去蘇聯留學的要求。新組的前委經過討論，在留俄名單上增補了毛澤東、江華等人，名單調整后，正式上報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澤東走了，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協民、譚震林、江華、曾志、賀子珍。

　　7月29日，敵人“三省會剿”氣勢洶洶，叫嚷通過合圍用一個星期把閩西根據地一舉解決掉。陳毅、朱德連夜趕到毛澤東的住地，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對策。毛澤東顯得處變不驚，謀略在胸，他說：“我們不要硬拼，要硬中帶韌，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壓就癟下去，一放手又彈回原樣。敵人來了，我們分散轉移，縮小目標，轉移敵人視線，分散敵人力量。等敵人走了，我們再打回來。”朱德贊成毛澤東的策略，建議“采取內外結合，圍魏救趙的老辦法以解閩西之圍，一部分部隊留閩西，一部分部隊離閩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會上，決定由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當陳毅提出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時，卻遭到了毛澤東的一口拒絕：“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隨隨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澤東覺得說話太過剛硬，又機警地說：“再說，我還要等機會去蘇聯學習呢！”

　　前委會議后，陳毅到上海如實向黨中央政治局匯報了紅四軍的現狀和朱毛爭論。

　　在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問陳毅：“你說實話，毛澤東如何？”

　　陳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干前委書記，兩次都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化，說明我管不了這一坨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