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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文壇四家”:80后作家在對社會撒嬌
        2009年12月06日 15:18 來源:羊城晚報 發(fā)表評論  【字體:↑大 ↓小

          名人會

          本報記者對話“文壇四家”余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

          文/本報記者 黃詠梅 通訊員 趙利平

          本月4日晚,中國當代四位實力派作家余華、蘇童、畢飛宇、劉醒龍應邀與暨南大學學生展開一場關于“文學與人生”的對話。現(xiàn)場引發(fā)了一些爭議。有媒體報道,文壇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問,被暨大學子批“沒禮貌”。昨晚,四作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回應了這一批評,并暢談眼下文壇熱點,一致認為當下“文學進入一個好時代”。

          回應“避談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羊城晚報:有媒體提及關于避談“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風度的,怎么看這種說法?

          畢飛宇:關于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從報紙和網(wǎng)絡獲得的信息。但是我沒看過他們的作品,對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會談的。

          蘇童:我確實不看他們的作品,因為我要看的東西太多了。我都知道這些擁有眾多粉絲的“80后”作家們的名字,知道他們的作品確實賣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對他們完全不了解。避談是對他們唯一的尊重。

          劉醒龍:正如他們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樣,我們也不會看他們的。我認為“80后”現(xiàn)在的姿態(tài)是在撒嬌,在對整個社會撒嬌。

          余華:其實回想過去,我們也不跟老一輩的作家進行交流。我認為郭敬明有一個優(yōu)點,其實一直有很多很難聽的話包圍著他,但是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以難聽的話回擊別人。在這樣一個以攻擊別人為樂的時代里,這一點還是值得人尊重的。

          羊城晚報:這些“80后”作家現(xiàn)在也都快三十歲了,回顧一下處于他們那個年齡,你們在文學上的成績?nèi)绾危?/p>

          余華:我二十多歲寫了《在細雨中呼喚》(余華的成名作。記者注)。

          蘇童: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蘇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記者注)。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此榜深具中國特色

          余華:我認為這個榜,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在其他國家,根本沒有人去關注作家的收入,更沒有人去做這樣的榜,讀者更關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寫得好不好。關于這個所謂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關心的———因為蘇童當年居然排第三。

          蘇童:我對這個排行榜一點都不信任,因為我自己就曾經(jīng)被做假過。當時,我的新書《碧奴》出版發(fā)行,記得收入是5萬英鎊,出版社就說折合人民幣90萬元。后來有一個記者采訪時,沒弄清楚,居然在《重慶晚報》報出了900萬元的數(shù)字。雖然出版社覺得這個錯誤太離譜了,也試圖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沒有用,所以當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說,這樣的排行榜,可信嗎?

          余華: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農(nóng)民、工人也可以搞個富豪榜了。

          剖白寫作動因

          習慣而已,除寫作干不了別的

          羊城晚報:作家要靠寫作賺錢,主要渠道大概只有兩種:賣影視版權和發(fā)行銷售。在刊物上發(fā)表的稿費其實是挺低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家寫作的動力是什么?

          畢飛宇:我已經(jīng)習慣這種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時間不寫作,我就會感到十分空虛,覺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須要以寫作的方式來充實、復原我的生活,

          蘇童:除了熱愛寫作之外,其實有一個職業(yè)我很喜歡的———我想當個調(diào)酒師,但是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可能做這件事情了,只好寫作。

          余華:我熱愛這份工作。當然我也還有別的喜歡的職業(yè),我想去NBA當教練,能在現(xiàn)場看球賽,還能在賽場上走來走去———但是,這能實現(xiàn)嗎?我知道這是很癡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沒有能力做別的事情,所以我還是繼續(xù)寫小說吧。

          羊城晚報:我了解到,余華和蘇童的作品在國外獲得了不少獎,但是在國內(nèi)卻很少拿獎,有什么感受?

          余華:我和蘇童都是著名的“不獲獎作家”。對于我來說,經(jīng)歷過上世紀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現(xiàn)在能發(fā)表、能出版,已經(jīng)很滿足了。

          探究“最好時刻”

          所謂“最好”,禁錮少寫作自由些

          羊城晚報: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講中說到“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刻”,這個說法引起了不少專家學者的爭議,認同這句話嗎?

          余華:我覺得王蒙這話沒錯。我認為現(xiàn)在確實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因為我感到現(xiàn)在的文學環(huán)境在逐步變得寬松起來。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所謂“最好的時代”,我想,應

          該就是寫作自由和發(fā)表自由的時代。我在1987年、1988年發(fā)了很多小說,并不是我在這兩年寫得特別多,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是以前寫了發(fā)不出來的。這些小說發(fā)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為小說的質(zhì)量問題,而是因為內(nèi)容主題與當時的政治風不一致,這真讓我當時感到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上暗無天日。但是自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很多禁錮都沒有了,中國文學的好階段也到來了。

          蘇童:王蒙過去因為寫《一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這樣的遭遇,他感到現(xiàn)在是中國文學最好的階段,我確實可以理解。當然,這個“最好”主要是指文學的環(huán)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當下出現(xiàn)了中國當代最好的作品。我認為最好的作品是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下判斷的,要留待后人評說。很多經(jīng)典的偉大作品,都是過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認識。反過來,當下好的作品,也許過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說,在一百年前,法國文壇被公認的最偉大的文學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現(xiàn)在誰也不這么認為了。時間是檢驗作品的重要因素。

          劉醒龍:出現(xiàn)一個好的、寬松的環(huán)境,要比出現(xiàn)一部好作品更重要,這不是少數(shù)作家在享受,而是整個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認為政府對文學的管理還有待完善。比如說作協(xié)的機制問題。

          作協(xié)成立之初,是考慮到作家寫作太忙,而由政府請幾個“管家”幫忙打理與寫作有關的日常生活,誰知幾經(jīng)異化,大多數(shù)作協(xié)機關越來越衙門化了,就連小小的科長處長,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會上總在批評專業(yè)作家體制,其實,最需要批評與檢討的是作協(xié)體制。另外,在作協(xié)這樣的單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學的人,占著高位置,而且在胡說八道。比如我們湖北作協(xié)前年換屆,一個還沒有加入作協(xié)會員的人,他的作品誰也沒讀過,忽然某一天,一紙任命就要來當作協(xié)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見的時候,我當時堅決反對,但是最后選票得出的結果,居然還通過了。我認為任命這樣的領導,必須要一步步進行,按照章程辦事,這是對作家最起碼的尊重。

          回溯“文革記憶”

          歉疚難平,自覺書寫保持警惕

          羊城晚報:我注意到你們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內(nèi)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結?

          余華:“文革”是我們的童年經(jīng)歷。童年經(jīng)歷對一個人來說,尤其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影響是最大的。

          畢飛宇:我寫“文革”是一種比較自覺的行為。我剛開始寫作時,并沒想到要寫這些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時常回憶起過去的事情,對那段“文革”經(jīng)歷,時常保持一種警惕和恐懼。一個人,不管處于什么樣的年齡階段,都不愿意這么不體面地生活。我記得小時候在農(nóng)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們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稱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門口貼了張大字報,有個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說,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從大字報上知道的。這種羞辱真是刻骨銘心。

          劉醒龍:我們這一撥人,對于“文革”一直懷著懺悔的心情。雖然我們在那個時代都沒干什么壞事,但是,這些歉疚和負罪的情緒,是難以平復的。我覺得我有責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記載下這些感受。

          畢飛宇:《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文革”記憶的電影,雖然在美學上我認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卻一直不能認同,因為電影里對于“文革”生活的詩化,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質(zhì)疑“打工文學”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報:廣東近年來出現(xiàn)的“打工文學”很活躍,怎么看這種現(xiàn)象?

          畢飛宇:我認為“打工文學”這樣的界定很模糊。現(xiàn)在爭議也很多。“打工文學”是指打工者寫的文學的話,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寫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學”嗎?我去年的一長篇小說《推拿》,是寫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認為是“打工文學”。其實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只是想寫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點都不相關。如果真要從作者身份來界定“打工文學”的話,我想,除了專職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進行業(yè)余創(chuàng)作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算是“打工文學”。

          批判書籍推廣

          國內(nèi)書評,我基本不會去相信

          羊城晚報:現(xiàn)在國內(nèi)對于書籍的推廣,花樣很多,比如說在每本書上套個“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話語來推銷書,這些做法有效果嗎?

          余華:我從不相信“腰封”上的話。這些都是嘩眾取寵的一種方法。我記得最逗的一個“腰封”是作家劉慶邦出的一本書,是寫中國煤炭工人挖紅煤的題材,就因為是紅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寫上了“中國的《紅與黑》”,太荒謬了!

          蘇童:我們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種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薦書,實際上,我們的名字都多次被盜用了,有的書我們根本就沒看過。

          余華:相比中國而言,西方對于書的推薦和評價,都相對公正。據(jù)我所知,德國、美國的出版社每年都有兩次出版會。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藍登書屋,開出版會的時候,從各類書的編輯到印刷到發(fā)行等各個部門的負責人,要把報上去的幾百本書稿全都看完,然后進行討論、投票、排名,最后,才能決定一本書出版發(fā)行的命運。

          畢飛宇:法國《世界報》星期五固定的讀書版在讀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國人是不逛書店的,他們就信任這個讀書版,按照他們的推薦直接去買書。還有法國的影評人,更為嚴格,如果有某個人出于某種私心,推薦一些不好的影片,經(jīng)過市場檢驗,連續(xù)兩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評論資格的就被取消了。國內(nèi)的書評,鋪天蓋地到處都是,但我基本不會去相信。我在國內(nèi)選擇閱讀的書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傳,靠朋友間的口碑。

          羊城晚報:在市場沖擊下,國內(nèi)的小說出版也日益商業(yè)化,這對作家出書是否影響很大?

          畢飛宇:據(jù)我了解,國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經(jīng)紀人。我想,中國的圖書市場要正常和規(guī)范起來,經(jīng)紀人必然是會出現(xiàn)的。目前,時候還沒到,因為圖書經(jīng)紀人面對的環(huán)節(jié)很多,只要有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了信任危機,那就很難進行下去了。

          劉醒龍:圖書銷售渠道也很混亂。出版社的書發(fā)給書店,賣不掉的書退回———有的書店要裝修,它就會一下子把書全都退回出版社。這對作家出的書是很不負責任的。

          人物檔案

          余華 著名作家。現(xiàn)為杭州市文聯(lián)專業(yè)作家,浙江師大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等。

          蘇童 著名作家。現(xiàn)為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專業(yè)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委員,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碧奴》、《河岸》等。

          畢飛宇 著名作家。現(xiàn)為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劉醒龍 著名作家。現(xiàn)為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武漢市文聯(lián)副主席,《芳草》雜志主編。主要作品有《鳳凰琴》、《分享艱難》、《威風凜凜》、《生命是勞動與仁慈》、《彌天》、《圣天門口》、《天行者》等。

          四家之言

          ●當時,我的新書《碧奴》出版發(fā)行,記得收入是5萬英鎊,出版社就說折合人民幣90萬元。后來有一個記者采訪時,沒弄清楚,居然在《重慶晚報》報出了900萬元的數(shù)字。雖然出版社覺得這個錯誤太離譜了,也試圖做了很多次更正,但都沒有用,所以當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說,這樣的排行榜,可信嗎? ———蘇童

          ●我和蘇童都是著名的“不獲獎作家”。對于我來說,經(jīng)歷過上世紀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現(xiàn)在能發(fā)表、能出版,已經(jīng)很滿足了。 ———余華

          ●出現(xiàn)一個好的、寬松的環(huán)境,要比出現(xiàn)一部好作品更重要,這不是少數(shù)作家在享受,而是整個民族都在享受。

          社會上總在批評專業(yè)作家體制,其實,最需要批評與檢討的是作協(xié)體制。在這樣的單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學的人,占著高位置,胡說八道。 ———劉醒龍

          ●《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文革”記憶的電影,雖然在美學上我認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卻一直不能認同,因為電影里對于“文革”生活的詩化,總是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畢飛宇

          黃詠梅、趙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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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隸巴人的原貼: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shù)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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