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話語系統不僅影響著當代文學的評價，亦對當代文學的創作發揮著重大作用，價值多元化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如何認識自我，如何自我反省，從而取得新的發展是我們推出這一系列的初衷。我們將陸續專訪有關學者、批評家、翻譯家、作家及廣大讀者，希望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的親歷者參與爭論，更多的聲音和更深入地解讀，能夠讓我們更接近中國當代文學的真實面貌。

　　肖鷹：

　　中國文學在走下坡路

　　肖鷹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斷續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求學，師從著名美學家葉朗先生，哲學博士；1998年至2000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師從著名文學批評家謝冕先生�，F在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曾應邀在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做客座教授，講授中國美學和文學。曾出版《體驗與歷史——走進藝術之境》、《真實與無限》等著作。

　　“最近十年，我很少讀作品，可以說從2000年以來，我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文學讀者，我現在只是作為一個對當下中國文學有所關注的學者表達我對當下文學現狀的看法。 ”11月26日，著名文藝批評家肖鷹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一家咖啡廳里接受記者的獨家專訪，他不諱言地表示，自己并沒有大量閱讀當下的文學作品，“不過，引起爭議的，或者是批評家們非常關注和推崇的作品，我基本都閱讀過。 ”

　　在肖鷹看來，當下的文學現狀并非一番盛景，“現在作者比讀者多，批評家的言說處于與民眾隔離的狀態。有人提出當下是中國文學最好的時期，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假設這種說法能夠成立，那首先文學的內在應該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并且，要對社會具有強大的推動力和感召力。如果文學僅僅是批評家和作者之間曖昧的自娛自樂，連基本的讀者群體都沒有，如何能稱其為文學在當下處于最好時期呢。 ”

　　肖鷹認為，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至今，中國文學陷入內部缺乏動力，對外缺乏吸引力、感召力的狀態。因此，面對“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說法，他提出了自己的反駁。

　　“事實上，廣大讀者是對當下文學普遍不滿的。為什么不滿？我們真正缺少的是能夠介入當下生活，能夠感動讀者的作品。你如果問我每屆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都有哪些？我可以告訴你，我答不出來。我作為一個人文學者都答不出來，普通民眾呢？在這個文學基本影響力都沒有的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度從哪里來？又究竟是什么？”肖鷹強調自己并不是說當下的中國文學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但是，作為嚴肅的學者，他認為，應該站出來表達對當下文學狀況的批評意見，而不是有昧良知地唱贊歌。 “文學面對這許多的問題和困境，需要根本性的突破。對中國當代文學真正的愛護和關心，是應該認真甄別和找出問題，最終解決問題。 ”

　　肖鷹認為當下文學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文學的商業化，唯錢是圖。 “這樣的作家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是當代文學的主潮。無論是敘事、題材，還是格調，都在走下坡路，嚴肅文學極度萎縮。 ”同時，他還指出，嚴肅文學創作群體更多的時候是在進行極端的自我復制。作家們沉迷于玩無聊、玩深沉、玩技巧，“這不是當代文學應該走的方向。文學的創作當然要有自由的空間，要有作家的獨立性和個性，但是，文學之所以具有價值，是應該將我們社會最基本的人倫觀念、最普遍的人文精神輸送給讀者。作家應當對社會普遍現象有關注、有批評，但是，中國有幾個作家在做這樣的事？有幾本書是在獨立深刻地反映當下的現實？當下的中國正處于一個轉型的時期，我渴望文學能夠描寫這個時代，能夠帶給我們思想的深度、情感的廣度和理想的高度。 ”

　　而面對一些“頂尖”的當代作家，如王安憶、賈平凹、莫言、阿來、閻連科等，肖鷹也表示，對他們的創作現狀感到嚴重失望。 “他們中有些人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曾經有過不錯的作品，但是，后期，他們的創作開始玩技巧、自我復制。其中有些作家甚至用反人性的寫作手法，把污穢骯臟的元素作為作品的主題，放肆渲染。坦率說，我對這些作家后期的作品評價很低。

　　另一方面，肖鷹提出，當下缺乏嚴肅認真的批評。 “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后現代主義進入中國，游戲式寫作開始出現，批評家們也喪失了自主，失去了真正的立場，在商業大潮的裹挾下隨波逐流。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一切文化也變成了商業互動。每本新書出來后，想要進入市場，就要舉行以營銷為目的的‘作品研討會’，小集團化的批評家群體到場吹捧，然后媒體跟風熱炒。每一部新書問世都被冠以‘前所未有’定義的標簽。但是，在這些令人應接不暇的蓋世杰作中，真正有幾部作品讓我們讀到了新的人生和深刻的希望？批評家群體不負責任的炒作不但沒有提升作家的創作水平，反而在把他們推向更低層次。同時，批評向商業炒作演變，也人為地造成和加劇了文學和讀者的分離。為什么今天社會民眾對當下文學廣泛不滿？批評家群體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

　　肖鷹認為，以上種種問題足以用來解釋中國當代文學究竟是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跌落到非常的低谷——令人痛心的低谷。他表示：“批評家應該具有不妥協的批評態度，而不是一味‘唱盛’。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直面問題，批評家應該有獨立的意識，要站在對立面來解讀文學、引導讀者，而不是一味唱好作者，忽悠民眾。 ”

　　對于中國人來說，2009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這一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因而，在一個如此特殊的歷史節點上，回顧與總結成為許多人所選擇的年度主題。中國當代文學在肯定與否定的交叉注目下走過60年，此刻，也同樣面臨著為歷史做結、為當下尋找定位，為未來明晰方向的必要。雜糅著欣喜、喝彩、反思、憂慮、懷疑、憤怒等種種復雜的情緒，中國文學界在2009年，試圖正視自己，試圖厘清疑問，但是，最終呈現的景象依舊是充滿爭論和困惑。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擁有一批被海內外肯定的優秀作家與作品，另一方面，文學市場和創作群體的混沌與無序，也令當下的文學蒙上了令人迷茫與不解的塵霧。

　　中國當代文學是否已經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陷在泥淖中難以自拔？當兩種南轅北轍的評價同時指向中國當代文學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它？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的爭論，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便已經開始了，當時，文學批評界出現了“中國再也沒有好的文學”的指責聲音，有關爭論一直持續至今。另一方面，隨著大眾媒體的日益發達，文學這一精英化的名詞，也擺脫不掉被炒作、被戲謔的命運，無論是說好，還是說壞，當媒體介入后，便增添了被放大和渲染的可能，于是，文學無形中具有了社會話題的屬性，甚至最高端的研討也可以“幻化”為最市井的話題。中國當代文學享受著或者說忍受著各種應當出現和本不應出現的關注，2009年，被眾多外部力量所裹挾的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一次最集中的他審和自審的過程。

　　顧彬，無疑是在總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之爭”時無法繞開的名字，這位來自德國的漢學家從幾年前開始，便成為“炮轟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今年2月，顧彬又來了，在受聘為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的受聘會上，他提出，“德國人對中國當代作家的看法是，‘他們是真正的作家，還是商人？ ’‘真正的作家是不會去寫劇本的，但是中國許多作家去寫劇本’，“中國小說在德國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學”，“中國當代作家普遍古文不好，而且他們基本上不會外語”。這場爭論引發了包括作家、評論家、翻譯家等在內的一大批文學界人士的回應，其中有寬容的聲音，也有反駁的聲音。其后，顧彬在接受國內媒體專訪時，又稱：“中國當代作家不知道人是什么。 ”

　　6月，被顧彬多次批評的中國當代作家群體集體卷入了一份名為《中國當代作家排行榜》的網絡榜單中，排行榜以《水滸傳》天罡星36員的排名方式，對36位中國當代作家進行了排名論座，不過不少網民卻回帖稱“有一半沒聽說過”，于是，關于“當下作家多過讀者”的批評聲隨之而起。同月，著名文藝批評家孟繁華在“社會與文化論壇”舉行了一場題為《怎樣評價這個時代的文學》的講座，對于社會普遍存在的對當代文學的低評價，他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并且認為這種評價是基于大眾對當代文學生產的真實狀況和高端作品的不了解，大眾普遍在拿當代文學中的低端作品和古典、現代文學中的高端文學做比較。

　　9月18日至22日期間，第二屆當代中國文學高峰論壇在大連舉辦，與會的日本文學批評家谷川毅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提出：“中國當代作家太封閉，不具有開放感，真正被日本文學界關注的中國當代作家只有三位，包括莫言、閻連科和殘雪。 ”該報道刊登后，在海內外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媒體紛紛將其作為外國學者再度炮轟中國當代文學的新聞加以處理然后轉載。不過，到了10月中旬，著名作家王蒙在法蘭克福文學館舉行演講力挺當代文學，又再度掀起了新的話題，他在演講中說道：“中國文學發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 ”此語一出，爭論即起，有評論先后以《這是中國文學最好的時代嗎？ 》等文章予以反駁。

　　10月30日至11月1日，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期間舉行的圓桌會議集中討論了有關“中國文學界應該如何看待海外漢學研究”的問題，作為會議主持人的顧彬再次提出了他曾經屢次強調的觀點：中國作家應該學習外語。他表示：“我為什么要求中國當代作家多學外語呢？因為，一個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其他語言，同時也應該把其他國家的作品翻譯成自己的母語�！敝�名文藝批評家陳曉明在發言時提出了“中國立場”的概念，他問道，中國文學 60年的歷史，有沒有辦法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中來給它確立一個價值？有沒有辦法去看待和評價它？“我們在這一世界性的語境中的立場是非�；靵y的。我們沒有辦法在世界文學的價值體系中解釋這60年。到底什么是我們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國學者對中國的20世紀或者60年來的文學史有多大的闡釋能力？到底要持有什么樣的觀點和立場？ ”針對陳曉明的發言，著名文藝批評家肖鷹則認為：“我覺得對中國文學60年的定位應該在中西學者和中西文學的對話中才能完成。 ”此次會議結束后，陳曉明和肖鷹的爭論并未隨之落幕，在陳曉明發表文章《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肖鷹隨即發表文章予以反駁。于是，在2009年歲末，如何為中國當代文學作出評價以及批評家言說的立場究竟是什么，再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究竟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可以給出不同角度的答案，即便對于具體作家，具體作品的評價，甚至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希望為中國當代文學界的各種角色提供言說的機會，用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和分析當下的文學。

　　“中國立場”，是一個近來令中國文學界顯得頗不平靜的焦點概念，也是引發陳曉明、肖鷹兩位學者觀點之爭的核心話題。一方面，陳曉明認為，清理或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肖鷹則提出，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是一種封閉和拒絕的文化意識形態。本報獨家專訪兩位學者時，兩人分別就各自的觀點進行了深入闡述，其中還涉及到了中國研究者對海外漢學的態度，中國如何撰寫自己的文學史等一系列子話題……

　　肖鷹：

　　當代文學的定位應在中西對話中完成

　　“對中國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中國的方法，對西方的研究是不是只能用西方的方法？在這兩個問題上，我贊成顧彬的態度。 ”肖鷹所指的“顧彬的態度”，指的是顧彬在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圓桌會議上所說的一段話：“我記得1988年在斯洛伐克開一個‘五四運動’的會，他第一次告訴我郭沫若的‘我是 ’這個抒情方法是從哪兒來，說是從《圣經》來的。如果高利克說的是對的話，我們不讀《圣經》就沒有辦法研究，用完全‘中式的方法’就沒有辦法了解這一寫法。所以無論是西方的方法還是中國的方法，都應該用。無論是研究中國文學還是德國文學，這都是一樣的。 ”因此，肖鷹認為，談論中國學術文化身份的重建，不能忽略全球化語境的背景。

　　“我們現在簡單地劃分中國或者是西方，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這是一個夢。海外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詮釋或者批評與中國的學者是不同的，是存在差異性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把這種差異理解為一種不同文化的學者或者是作家之間的誤讀的必然性。 ”11月上旬，肖鷹曾經參加了在成都舉辦的一次研討活動，他記得當時華東師大的一位教授在會上大批顧彬，“他說顧彬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就是靠身邊有幾個中國學者，并沒有認真研究中國。聽了他的發言，我問了這位教授一句話，我說你懂不懂德語，他說我不懂德語，我說非常遺憾我也不懂德語。顧彬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文學的寫作99%都是用德語寫的，而且很少部分翻譯成漢語。所以你如果不懂德語，只是看了重慶的一個小報就來批評顧彬，你沒有權利，就像我沒有權利批評顧彬一樣。 ”

　　肖鷹與許多海外學者有學術上的交流，他認為，中國的研究者應當尊重來自外部的聲音，“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人)”，是一種封閉和拒絕的文化意識形態。他提出，中西學者的互動，首先應當允許和尊重誤讀的必然性，“如果我們不尊重海外漢學對中國文學的誤讀的必然性，我們就拒絕了海外漢學對中國文學的發言權。 ”同時，由于誤讀的必然性的存在，海外漢學研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或者批評、解讀，與中國本土的作者或者是批評家的解讀之間有差異，這種差異是一種有價值的價值，中國的批評家和作家應該認識到這種價值，“但是非常可惜或者說非常遺憾的是，我感覺在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界，無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沒有真正認識到海外漢學對中國文學誤讀的必然性和其差異的價值。 ”

　　是否可以尋找到一種“中國的方式”來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呢？對此，肖鷹也不禁想問：經歷了20世紀后期以來的西風美雨以后，在全球化語境下，怎樣去厘定“中國的方式”？而且，“中國當代文學”就只是“中國的”嗎？用“中國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魯迅那一代人，更何況20世紀后期以來的中國作家？ “我的觀點是，對中國文學60年的定位應該在中西學者和中西文學的對話中才能完成。 ”

　　“至于所謂中國的學者讀西方讀得已經夠多了這種說法，我反而認為，我們這批20世紀后期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對西方的閱讀都是快餐式的閱讀。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當代中國學者包括我在內，缺少必要的西方語言能力，對西方文獻的接受，多是通過中文翻譯中轉，但是，在‘語言學轉向’的現代西方人文學科，尤其是哲學和文學研究中，語言是一個非常本質的問題。當然，更嚴重的，當代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術的研究制度化的是剪報式、媒體式的閱讀。 ”肖鷹認為，當西方文化被重新允許引入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在短短的20年時間內快速閱讀了西方150年的文藝理論，這樣的閱讀必然是快餐式的。同時，他提出，這種快餐式的閱讀本應在上世紀90年代就結束，中國的學者理應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各個層面去研究，但結果是并沒有如此，“考察我們的翻譯書目就可發現，至今當代中國學者關注的西方學術還是那些宏觀的、潮流性的文獻，我們對西方文化的理解還是在概念、思潮上滾動，而沒有深入到具體問題。一個作家對一個文學作品的接受，尤其不能通過譯本。中國現代作家與當代作家的典型區別就在于作家對外語的掌握程度。戴望舒、魯迅、徐志摩等都是邊翻譯邊寫作。當下的作家在模仿西方的時候，接受的是二手貨，又怎么會創造出新鮮的東西呢？ ”

　　肖鷹說：“近百年來，我們都承認王國維、陳寅恪作為國學大師的中國學術身份，然而，他們開辟的國學路線就是中西對話和交流的路線。陳寅恪把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概括為‘三證法’，既肯定了文化差異，又肯定了文化互補，它的學術理念是 ‘中國人不能通過自身理解中國(人)’。承認文化盲點，尊重文化差異，以差異修正盲點，是上世紀國學大師們給予我們發展中國學術的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