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日前在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得到考古確認,圖為曹操高陵墓門。 中新社發 古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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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墓之爭紛擾數十年
由于沒有地面標識而在宋代后逐漸湮滅無蹤的曹操墓,成全了眾多關于“七十二疑冢”、甚至“竟在七十二冢之外”的傳說,也引發了安徽、河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尋找陵墓之旅
本刊記者/楊涵舒
看到中央電視臺播出“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的新聞時,年過花甲的劉心長并沒有完全散去心中的疑慮。這位從1995年就開始在河北省臨漳縣的古鄴城遺址一帶尋找曹操墓的學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謹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么大的發現,結論要慎重。目前第一手的證據還并不充分。”
一塊疑似曹操高陵的“風水寶地”
“分香賣履獨傷神,歌吹聲中帳陳。到底不知埋骨地,卻教臺上望何人?”清代詩人查慎行在詩中這樣寫道。由于沒有地面標識而在宋代后逐漸湮滅無蹤的曹操墓,成全了眾多關于“七十二疑冢”、甚至“竟在七十二冢之外”的傳說,也引發了安徽、河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尋找陵墓之旅。
從河北省臨彰縣講武城鄉往西,一直到河北磁縣一帶,封土狀的小丘連綿。這里就是傳說中“七十二疑冢”所在地。早在上世紀80年代,這片墓群已被認定是北朝墓葬群,準確數目為134座。但河北省邯鄲市歷史研究學會會長劉心長仍然覺得:和河南安陽西高穴區相比,兩地都有可能,而河北磁縣“這一片更有可能”。
曹操去世后“被謚‘武王’”,葬在鄴城,這是正史——《晉書·宣帝紀》和《三國志·魏書》中明確記載的。在古鄴城以西,劉心長第一次把曹操墓圈定在“河北省磁縣講武城鄉西部和時村營鄉中南部一帶約5平方公里的范圍中”, 還是在1997年。這一地區距離此次河南安陽曹操墓的發現地——安豐鄉西高穴村,只有大約2公里,兩地隔漳河而相望。
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實地考察所見的磁縣地形,劉心長語帶贊嘆:“你去過就知道,那一片(地形)多好啊!崗陵地形明顯,符合《終令》中‘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描述。唐代詩人王勃寫過‘高臺西北望,流淚望清風’,講武城這邊正好是西北,安陽的西高穴則是西南。”
除了地形的判斷,劉心長的另一支持學說是古代的堪輿學(即指風水理論)——四相、陰陽等學說。時村營鄉中南部和講武城鄉西部這一帶,“背靠崗陵,前有漳河,西面遠臨太行山,東邊一片由高到低的開闊平原”,不但符合曹操要求文武大臣死后“陪葬”附近的要求,而且是“一塊占據了山水形勝之優的風水寶地”。
“爭奪”魏武之墓
和近年來各地圍繞“諸葛故里”“赤壁原址”等歷史遺跡展開的激烈爭奪戰一樣,河北磁縣并不是唯一的“疑似”地點。直到2007年,“鄴西圈兒”久尋未果,安徽亳州則打出了新的觀點:根據古人一般的喪葬規律,如果曹操沒有葬在封地,那么葬在故里亳州也就“不無可能”。
在曹操的老家亳州,曹氏宗族的墓群集中在亳州城南的薛家孤堆。曹操的祖父曹騰、父親曹嵩、長女曹憲等數十座陵墓分布在這里。如果說河北磁縣、臨漳一帶還僅僅是劃出了曹操墓葬可能所處的大概范圍,魏武故鄉的亳州專家們則給出了更大膽而明確的推測:墓群中與曹騰墓、曹嵩墓成三角形狀的三號墓被推斷為“疑似曹操墓”。
在當地有“亳州考古第一人”的亳州市博物館前館長李燦說:亳州當地的喪葬習俗是:攜孫抱子(右為抱,左為攜),而曹騰墓、曹嵩墓和疑似曹操墓呈三角形,以曹騰墓為中心,曹嵩墓居右,疑似曹操墓居左,這種布局正好符合。“曹操墓如果不在曹氏宗族墓群里,他的兩員大將張遼和許褚的墓又為何會在呢?”李燦提出。
曹騰墓附近的三號墓,前室和中室都早已被盜,至今沒有進行發掘,也沒有考古證據可資支持。這一情況在河北的“鄴西圈兒”毫無二致——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研究室就在當地成立了鄴城考古隊,對古鄴城周邊的遺址和遺跡進行發掘,以及對部分墓葬進行搶救性保護,但并未發現和曹操墓有關的線索。
相比之下,并沒有正統史料支持的“漳河水底說”“許昌說”等說法則更加乏力,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秦漢考古專家劉慶柱甚至認為“不值得爭論”。
曹操墓仍存疑點?
河南安陽的曹操墓“靠譜”嗎?證據已經公布,議論之聲卻甚囂塵上。尚未來得及去現場研究,劉心長根據媒體已經披露的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幾大質疑。
“一是曹操本人的印璽沒有隨葬,但是如果能找到陪葬的卞氏皇后印璽,那么是最有力的證據;二是,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2月葬高陵,如果‘武王’的謚號不是在1月到2月間做出的,這個墓就一定不是曹操墓;第三,出土的銘牌是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墓葬,是否需要像博物館的展覽一樣,在一個物品旁邊放一個說明牌子寫明這是××物品?”
面對多方質疑,潘偉斌不服,他反問,“什么叫做最直接的證據?刻有本人名號的銘牌還不算是最直接的證據嗎?”
對于一些學者提出的“這些兵器有沒有可能是曹操生前賜給親信的大臣,并被作為陪葬的呢?”
潘偉斌一口否定,“如果這個人死在曹操之前,銘牌不可能出現‘魏武王’的稱號;如果是在曹操死后,按照封建儀制那得叫‘先武王’或者‘先武帝’,怎么能直呼‘魏武王’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家郝本性也認為,將如此多的隨身物品賜給大臣并被其隨葬,這種做法“不合常理”。
劉慶柱則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明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銘牌的作用:“這些銘牌叫做遣冊,主要用于登錄隨葬品的名目。但并不是說寫了的東西就一定有,就像普通老百姓燒的冥鈔、紙人紙馬,有時候也起一種象征作用。(放個牌子)就算是我隨葬了這些東西。”
“這種遣冊在漢朝是慣例,現在發掘的漢墓里經常有出土。馬王堆一號墓里就出土了300多塊竹簡的遣冊,二號墓里有400多塊。”劉慶柱說。
參加認定會的幾位考古專家判斷,和大塊的墓磚、青石一樣,石質的遣冊與竹簡相比,也是證明該漢墓規格之高的又一證據。
“考古學是一門比較科學。證據夠不夠多是相對的,”劉慶柱表示。“我當然推薦他們進一步做更多的碳14、DNA等科學鑒定。而目前以安陽西高穴墓的規模、形制和銘牌來說,曹操墓的判斷應該沒有問題。”
古墓“能不挖掘盡量不挖掘”
在沒有任何出土證據之前,有關曹操墓址的爭論,數年來一直在理論與文獻的分析推斷中循環。在1997年發表的《曹操墓研究》里,劉心長詳細論述了自己推斷曹操墓位置的六大論據:曹操《終令》的選址,《晉書·宣帝紀》和《三國志·魏書》的記載,曹丕《策文》和曹植《誄文》中關于地貌特征的描述,陸機《吊魏武帝文》中對《終令》的復述,王勃等后代文人的詩文記述,以及魏晉時期已經出現的“四相”等堪輿學理論。
而其中的至少前三點,同樣的材料此次也同時被安陽方面引用,作為自己確認曹操陵墓的依據。
各地方學者和愛好者的自發考證如火如荼,國家文物考古機構卻并不肯湊這個熱鬧,考古界的態度冷靜,“我們的原則一向就是:能不挖掘盡量不挖掘。”被問及社會對曹操墓的關注與興趣,劉慶柱有些無奈:“我們的鄴城考古隊主要就是在做都城考古,還有古代的建筑、遺跡等。研究手段很多,為什么一定要去挖墓呢?”
河南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安陽西高穴墓考古隊的隊長潘偉斌同樣支持這一說法。“我們是搶救性挖掘。”他多次強調。2008年開始挖掘時,西高穴墓還只被判斷為一個“漢魏年間的王侯級大墓”,并被推測“可能與曹操墓有關”,或是“陪葬墓之一”。開挖時也只按照常規的保護措施進行了封閉,遠沒有如今現場特警的荷槍實彈。
劉慶柱說:除非在發掘過程中發現證據,說明了墓主身份,否則“我們是不做這種工作的”。“這種工作”包括,以某個具體歷史人物為目標,在浩如煙海的文史資料中去主動搜尋、推斷并圈定其墓葬所在地。
正因如此,漢末三國中各自稱帝者曹丕、劉備和孫權的陵寢何處,至今同樣沒有公認的結論。 ★
(實習生周蕭梟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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