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京宣布，在安陽縣安豐鄉(xiāng)西高穴村發(fā)掘出的一座東漢大墓，經專家認定系魏武王曹操高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千古之謎”的告破，引來多方質疑。12月29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教授認為下定論“為時尚早”，他說河南方面的“六大證據大都是推斷出來的”，結論令人生疑。收藏界名流馬未都則擔心發(fā)掘出來的證據可能是盜墓者偽造的贗品。

　　考古學相關專家則回應“力挺”最初的鑒定結果，并認為學術討論不能說“外行”話，要說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話。(相關報道已在本報2009年12月28日、12月30日“視點”版刊出)

　　元旦假期，這個2009年“最后的懸疑”，蔓延為一個公共話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沒有想到，關于“曹操墓”的真?zhèn)沃�辯，竟然成為跨年度的大新聞，引起如此密集的關注。

　　從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發(fā)布新聞稱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陽得以確認，至今已有一周，鋪天蓋地的質疑聲浪還沒有看到平息的跡象。

　　一項本來正常的考古成果為什么引發(fā)如此廣泛的熱議呢？

　　學術與利益“掛鉤”？

　　“復雜因素導致公眾的本能反應”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一直關注與曹操墓相關的新聞。他相信專家們的專業(yè)判斷，但他也認為，社會質疑聲是由多重的復雜因素造成的。“比如曹操這個人身份比較特殊，影響比較深遠，關于他的傳說也太多，因此上千年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旦被確認，公眾本能地會進行質疑，這也是正常的。再加上，現在的學術研究機構與利益部門的關系若即若離，很容易被本能地懷疑成是地方政府的炒作行為，是為了商業(yè)目的。”

　　高星說，國外學術成果的發(fā)布都是學術機構獨立進行的。現在各地對文化資源的爭奪比較激烈，這樣重大的考古發(fā)現一旦被確認，意味著其他與曹操相關聯的地方的文化資源被相對剝奪，因此會引起其他地方的反彈。尤其是曹操墓的爭論還沒停止，已經有學者計算出曹操墓每年可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這種說法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上的某些輿論傾向。

　　每個人都有權質疑？

　　“考古信息的發(fā)布要經得起推敲”

　　作為多年從事秦漢都城與帝陵研究的專家，劉慶柱認為，已經公布的六大證據都是經得起推敲的，曹操墓也已經申報第七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但由于考古相對比較專業(yè)，學術含量較高，一般的社會公眾有質疑是正常的，專家也有責任積極回應以答疑釋惑。

　　“但一些并非考古界的人士，一未到考古現場，二沒有確實證據，便下一些似是而非的斷語，誤導公眾，這是非常不好的。每個人都有自己質疑的權利，提出疑問也是正常的，但作為學者，尤其又不是考古專業(yè)的學者，隔行如隔山，輕易否定專家組的考證似乎不妥。”劉慶柱舉例說，比如，有質疑問到墓里為何沒有墓志銘，“魏晉時期還沒有墓志銘，這種疑問就好像問曹操為什么不穿西服一樣，只能誤導大眾”；又比如，一些人質問曹操墓里為什么沒有機關，“我挖了幾十年的墓，從來沒有一個墓有什么機關，這本來就是傳說，可一些學者也拿來當作問題，很不專業(yè)。”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文化遺產系主任杭侃說，在所有質疑中，考古界人士的質疑聲最少，他們如果不去現場，不看到完整的、正式的發(fā)掘報告，是不會輕易發(fā)言的。現在的公眾對于考古有熱情，但考古畢竟是很專業(yè)的領域，即使進行考古知識的普及也不一定能夠面面俱到，所以相關考古信息的發(fā)布才更要慎重，即使發(fā)布，信息也要全面、完整、翔實，觀點更要經得起推敲。“考古的發(fā)掘往往會有許多缺憾，信息的缺失也會造成很多的不確定性，因此一項考古發(fā)現的價值能往低說不要往高說，年代能往晚說不要往早說，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學者有責任解答疑問？

　　“任何個人都不具備一錘定音的權利”

　　“對于曹操墓的斷定，不能僅僅用考古學的知識，應該接納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共同進行研究，很顯然，僅僅用考古學的知識是回答不了公眾的諸多質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銳指出，“目前拿出的考古學的證據都非常專業(yè)，但大眾的常識與之有偏差，比如考古學認為曹操墓出土了魏武王用過的武器，但大眾認為古代君王都有將自身之物賞賜部下的習慣。又比如在陸機的《吊魏武帝文》中記載了曹操遺令，曹操臨死前囑咐連他剩下的衣服都要分掉，據此推論，那么曹操的兵器更可以分掉。考古界與歷史學界在很多問題上一直有爭執(zhí)，一個挖的是材料，一個研究的是文獻，在材料和文獻之間需要很復雜的論證才能恢復歷史的面目。”

　　由于三國故事的廣為傳播，曹操在國際上頗有知名度。因此曹操墓的被發(fā)現，也引起了不少國際媒體的興趣。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考古中心研究員劉國祥認為，對于曹操這樣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公眾表現出的敏感與質疑已充分說明，這一項考古發(fā)現不僅僅是考古界自己的問題，而是逐漸演變成一個公共文化事件，不管是專家還是民眾、不管是專業(yè)還是非專業(yè)，都有充分的表達欲望和權利。

　　歷史學家吳晗曾說過，把歷史變成人人都能享受并從中得到鼓舞的東西，史家才算盡了責任。劉國祥認為，考古界的專家不能以“公眾缺乏考古常識”為借口，對一些看似不專業(yè)的質疑不屑一顧，更不要以有些“沉不住氣”的態(tài)度進行回應，變成小部分專家之間的吵鬧。考古學家有責任解答大眾關心的問題。

　　“如何對公眾發(fā)布正確的考古信息、如何引導公眾學習考古知識恐怕也是值得我們好好考慮的問題。既然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大眾話題，那么任何的個人就都不具備一錘定音的權利，相關的機構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將所有的質疑收集起來，歸納總結，請與之相關的專家綜合分析，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案，普及相關知識，并讓大眾真正信服。”劉國祥說。(記者　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