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死后一千八百多年依然在世間掀起一場軒然大波的恐怕只有曹操了。河南安陽發現的“曹操墓”并沒有因為有關權威部門的消息發布而一錘定音,坊間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依然是東風不讓西風。昨天下午,安徽省社科院組織了10名省內歷史界、考古界的著名學者就河南安陽曹操墓進行專題學術座談會,結果依然是相信與不信的“碰釘錘”。但就像省社科院院長陸勤毅先生所說,一個嚴正的聲音正在安徽學術界達成共識:正確的對待歷史名人的籍貫和墓葬,不要因為浮躁和利益的驅動去假設和打扮歷史,更不要讓學術為權勢所用。希望河南安陽的“曹操墓”是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古發掘,而不是一只炒作出來的“周老虎”。
□支持方
朱玉龍(省社科院歷史所原所長研究員)
坊間六點質疑站不住腳
河南安陽“曹操墓”被確認以來,來自坊間最主要的質疑聲音集中在六個方面,分別是該墓沒有墓志銘、沒有哀冊,發現石牌銘刻的“魏武王常所用”的不同解讀,以及曹操墓的72疑冢說等。
朱玉龍先生對此一一進行反駁,比如墓志銘在東漢晚期是不會在墓里的,到魏晉時期才有的;而哀冊是只有皇帝(后期才包括皇后)才能使用的,這些東西都沒有在安陽大墓中發現,恰恰是真實的反映。此外,中國古代除了元朝是兩個字的國號外,其他都是單字國號(南宋、后唐等都是后人為了區分加上去的),因此“魏武王”的“魏”只能是國號,排除了一些人理解為“北魏”墓葬的錯誤釋義。而安陽大墓里發現的尸骨也恰恰證明了此墓不是疑冢,如果是疑冢就不會安放尸骨。
朱玉龍先生認為在此次河南安陽公布的“出土文物都是真的前提條件下”,安陽大墓是曹操墓應該八九不離十。
李廣寧(省文物鑒定站研究員)
曹操葬在封地沒有問題
李廣寧先生認為此次安陽“曹操墓”引發眾多質疑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一是曹操本身是個爭議性很大的人物,人們不敢輕易下定論,二是一段時間以來河南部分文物造假的不好口碑,使得人們習慣性的懷疑。不過,總得來說,無論從墓室的規模和位置,都和曹操在歷史上的身份、地位相符合,應該是可以相信的。曹操之所以沒有葬在亳州老家,是因為鄴城所在是曹操魏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曹操的最重要封地,葬在封地是符合歷史規律的。
此外,李廣寧先生在長期的文物鑒定工作中也發現,盜墓賊對自己盜竊墓葬的地方、位置都是極其清楚的,絕不會混淆。因此從盜墓者手中收繳的文物經過盜墓者現場指認后,仍然可以相信是真實的出土地方。
宮希成(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出土文物是最直接證據
宮希成先生和河南同行有著較多業務上的交流,早在去年五月份就去過大墓現場,只是當時并不知道是“曹操墓”。據宮希成先生介紹,安陽大墓早在2008年12月份就開始勘探,發掘過程也持續了半年多,在整個考古發掘過程中,河南同行是認真、負責、嚴謹的。
在出土的250多件文物中,8件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是最直接證據,雖然其中有一件是從盜墓者手中追繳,但是其余七件都是從墓中出土,可信度非常高。據內幕消息,發現的遺骨已經送去做DNA檢查。
吳懷東(安徽大學學報主編教授)
72疑冢說系“以訛傳訛”
吳懷東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古代詩歌、文化,從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他理清了一條佐證的脈路。在沒有其他反證的情況下,河南安陽大墓可以認定是曹操墓。
據吳懷東先生介紹,他研究的古代文獻表面,曹操安葬并非“秘密”,相反有著“高調”的記錄,甚至曹操從洛陽安葬到鄴城的過程都有詳盡的描述,無論其子曹丕的詔書還是到唐朝的詩人王安石都有對曹操墓的描述,只是朝代越往后,隨著曹操墓的毀壞,人們描述的越不準確。而真正出現曹操72疑冢的說法是到南宋時期,這也是那時期對曹操是“奸臣”的刻畫產生的。
□中立方
王鑫義(安大歷史系教授博導)
唯一鐵證無法以史考證
王鑫義先生表示自己對安陽大墓系曹操墓的態度是半信半疑。根據古代的習慣,曹操死后葬在封地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此在曹操封地魏國的范圍內尋找到曹操墓是可靠的。
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上看,目前河南公布的“六大鐵證”中只有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可以算作證據,而這個證據又恰恰是個孤證,沒有辦法通過史料、典籍或者其他考古發掘來印證。所以資料體現很不完整。從史料看,曹操生前雖然提倡薄葬,但是其營造陵墓的動靜、規模都很大。而奇詭的是,也未見其后世曹丕采取任何護陵的措施,這讓人對史料中公開記載的曹操陵墓的真假起疑。
陳立柱(省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常所用”不像曹操所言
陳立柱先生也對安陽大墓是曹操墓的結論半信半疑。眾所周知,曹操和其子曹植、曹丕因為文學上同樣不菲的造詣而被并稱為“三曹”,他們流于后世的言辭可謂都是大家風范,堪稱經典。但是讓人不解的是,其墓葬品中居然用“魏武王常所用”這樣拗口、又有點像白話文的銘牌時刻,實在不像曹操所言。
此外,推行薄葬,遺令“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的曹操墓,在被古、今多批盜墓賊輪番盜掘后,依然發現有金銀、瑪瑙等材質的隨葬品,也讓人生疑。
□反對方
施立業(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研究員)
河南公布結果有點吞吞吐吐
施立業先生堅定地懷疑河南安陽大墓即是“曹操墓”的說法,他認為河南的同行至今只做了認定的學術輔助性工作,只做了合理性的推論,卻不是歷史學上的必要佐證。河南方面公布的“六大鐵證”中的五個都只是輔助性材料,以科學的觀點看,把“魯潛墓志銘作為證據來論證是可怕的學術觀點”。河南方面只是在地域上推定了最可能的方位和范圍,認定了文物的大概時代特征和等級,但確認是曹操墓絕不可信。
施立業從四個方面炮轟了河南的認定。據史料文獻,曹操陵墓設計規劃就是高和大、要求周圍能夠安葬當時有功的大臣,但是據報道,安陽大墓附近是一個磚窯廠,取土燒磚很多年了、幾乎都要挖到了大墓,卻從沒有發現同時代的大臣墓葬。
此次作為重要證據的、從盜墓者手中收繳刻有“常所用”銘牌的“慰項石”也讓生疑,因為此前同樣從盜墓者手中收繳到一個“魏武王御用”的瓷枕,同一個墓葬、出土不同材質、用詞不一樣的枕頭,讓人困惑。此外,施立業先生查遍曹操去世到安葬的十個月間的史料文獻,都沒有用“魏武王”的稱呼記錄的,獨獨墓葬中出土這樣稱呼的石牌,不可理解。
而最讓施立業先生不解的是,河南考古同行此次在公布新聞消息時,一直給人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感覺,且自己多次發布的消息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說明發現銘文石牌時,河南用的措詞是“絕無‘一般’現代人可以偽造的可能”,留下讓人玩味的余地,讓人無法排除自我炒作的嫌疑。
張子俠(安徽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博導)
四個新疑點均無從解釋
張子俠先生認為對待重要歷史人物的任何結論都要慎之又慎,就目前的安陽大墓,他提出了四個新的疑點,并且無法解釋。
之前,作為安陽“曹操墓”鐵證之一的就是該墓位置和《三國志》記載的鄴城、西門豹祠等相互呼應,也和魯潛墓志等記錄的地理坐標吻合。但張子俠先生認為這正是值得懷疑的地方,由于古時漳水的改道,現在的鄴城和古時的鄴城早已不是同一地方,西門豹祠也是后朝人擇址新建,如何應證?而魯潛的墓志銘雖然明確了魯潛墓和曹操墓之間的關系,但是魯潛墓本身并沒有見到具體位置,那又如何證明曹操墓?
此次安陽大墓中公布的石牌有“魏武王常所用大刀”、“大戟”,但是查遍史料文獻,發現曹操雖然用過戟,卻是刺殺他人時用的小手戟、鑄的刀也是小的佩刀,并非大刀、大戟;而曹操最常用的兵器是劍,卻沒有出現在隨葬的石牌中,很令人費解。
此外,根據曹操的遺令,他在營造自己的陵墓的時候同時為自己所重用的文武大臣規劃了位置,可以讓這些重臣似乎依然伴隨自己左右,所以按理說在曹操墓的周圍可以發現同時期大臣的漢墓,而目前公布的“曹操墓”邊上僅有一個墓。
雖然曹操推行薄葬,但是曾經在自己的遺令中要求將自己當官以來所有的(印)綬隨葬,這對于一身歷經眾多官職的曹操來說,墓葬中應該擁有不少官印,即使此墓數次被盜,但考慮到盜墓者終極目的是要將隨葬物品出手,而至今沒有發現任何一枚曹操印章存世,也令人不解。(孫超、余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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