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羊先生認為曹操的無德“奠定了此后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也決定了此后中國人的悲慘命運”則更無從談起。

　　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其實很多在最初與此刻坐在電腦屏幕前的你、我一樣，都生長在一個自己無法選擇的環境中。就曹操而言，作為一介小吏的他在那個年代為改變自已與時代的命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功績是為三國統一奠定了基礎，這是有利于那個時代老百姓利益的功績，是那個時代的大仁政。至于此后歷史的發展，豈能由曹操負責？

　　羊先生所說的“集權引發內亂，內亂引發外寇”則同樣不成立。中國的農耕地帶自古與游牧地帶接壤，游牧民族南侵掠奪富裕的中原，其勢必然。這就像日本古代侵略韓半島一樣，是地緣因素決定的。與集不集權無關。羊先生其實只是在埋怨農業民族打不過游牧部落罷了。這一方面與農業民族松散的組織方式有關(以儒法立國的統治者也不允許底層組織起來)，另一方面與農業民族沉迷于享樂而逐漸放棄尚武精神有關。唯獨與曹操無關。歷史上的草原游牧民族除了部落組織上的高效率以外，沒有任何先進的地方。

　　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一種文化下必然會生產出相似的政治人物。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人物，正是特定文化中的人形木偶。曹操在這樣的人物中是比較優秀的，他是一個詩人，在他之后的這類人物都不寫詩了。

　　曹操與他的兩個兒子曹丕與曹植開創了中國文學始上的建安文學時代，其文學創造力是驚人的。他的詩《薤露行》、《蒿里行》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具有深刻內在情感的人物形象。日本豐臣秀吉在辭世歌中將人生比喻為朝露，便是模仿曹操的詩所作。

　　縱觀古代中國歷史，由于沒有能夠實現文明的升級與進步，歷史發展形成了朝代循環的怪圈。相似的歷史環境導致了與曹操相似的同一類人的一再出現。韓國學者白永瑞很早就指出，中國自孔孟之后一直沒有能夠提出新的具有意義的高級價值觀念。因此，后人們與其責怪曹操在亂世中不擇手段，不如責怪漢武帝在太平之世中推行這種使權力萬世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因為那些在太平之世中仍然不讓人暢所欲言，將某種只對少數人有利的權威思想強加給世人的人才是東亞文明史上社會進步的阻礙者。

　　曹操在那個時代是極為優秀的人物。當今天的人們面對自已無力改變的歷史與命運時，往往會苛求于古人。這種行為有其合理性，但缺少了對自身責任的反思。這便是我要指出的羊千穗朋友看似理性思考中的非理性。

　　最后談一談華陀。羊先生認為曹操殺華陀是他是一個壞人的證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三國志》的記載表明，華陀當時利用曹操患病的機會而向曹操求官。曹操認為華陀并不具備這樣的才能，華陀因為其沒有滿足自己的要求而心生怨恨，不肯盡力為曹操治病。因此，華陀后來的被殺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本人的性格缺陷造成的。試想今天若是有一位名醫對病人這樣，在任何國家也是要判刑入獄的。(司馬貞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