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赫塔·穆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描述了穆勒在整個頒獎典禮及其后的晚宴活動上的表現。作者菲麗茜塔絲·馮·羅芬貝格及譯者鐘弦授權本報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斯德哥爾摩，12月10日

　　在赫塔·穆勒面前，一切繁文縟節都失效了。在斯德哥爾摩過去幾天里，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折服于她的人格魅力。只要有她出現的場合，人們總會被這位女作家那令人驚嘆的精神集中力和作品所吸引，連瑞典的皇家成員也不例外。

　　禮節上規定，每位諾貝爾獲獎者晚宴后最多只可以與國王和他的家人共度一刻鐘，盡管如此，穆勒與她的先生哈里·默克勒(Harry Merkle)在夾道歡迎的瑞典大學生和珠簾做的屏障后與皇家成員卻交談了一個小時左右。當這位女作家終于再度出現時，等待她的朋友們總算可以在頒獎典禮逾六個小時后擁抱她并獻上誠摯的祝賀了。她還是顯得那么激動。

　　在周一晚上(2009年12月7日)的諾貝爾獎演講典禮上，很多聽眾就已產生了共識：“至今幾乎無人聆聽過這樣感人心扉、層次多元，同時又是從獲獎作家自己獨特的散文詩語言里提煉出的精華所凝聚成的致辭。”在周四(2009年12月10日)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赫塔·穆勒作為諾貝爾獎文學獎史上第十二位獲獎女作家現身在原皇家音樂學院大廳里。領獎時，主持人安德斯·奧爾松熱情洋溢地強調了他對獲獎者的贊美：“每位讀者在開始讀第一行時便會被她的書深深吸引，人們感受到，字里行間都是對生與死的體驗。”

　　當赫塔·穆勒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裝有獎章和證書的紅色小皮匣后，遵照儀式禮節先后向皇家成員、瑞典皇家學院院士和觀眾席深深鞠躬以示感謝時，掌聲經久不息。

　　諾貝爾文學獎那不尋常的、永不過時的魅力歸功于瑞典皇家學院本身。該學院一百零八年來致力于獎項的評選，亦憑著對美學堅持不懈的追求而獲得世人的崇敬。作為唯一評選諾貝爾獎的學術機構，該學院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都保持絕對的獨立性，同時自行決定屬下的十八位終身制院士。過去十年擔任常務秘書并必須同時扮演黑白臉的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在晚宴上解釋，諾貝爾獲獎者的評選工作僅僅是委員會的事務之一。

　　千萬不要坐在國王身邊

　　長期以來，每年的12月10日幾乎已成為瑞典人的第二個國慶節。

　　將近兩百萬人在電視直播上追蹤頒獎典禮以及隨后的晚宴。許多人甚至和頒獎典禮上的觀眾一樣，打扮得正式體面，也自設一席豐盛的節日晚宴。

　　在讓人感受到如威尼斯總督氛圍的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蔚藍大廳中，約有一千五百位賓客用鑲著金邊的瓷器和金餐具共享晚宴，每年的晚宴后，這些瓷器和餐具都會出售。

　　這個能讓所有市民分享到獨一無二歷史性事件的諾貝爾傳統，已成為瑞典文化的一部分。

　　而在晚宴上，最大的難題是桌椅的擺設問題：如果不事先做好安排，而讓赫塔·穆勒鄰坐在國王身邊的話———那么整晚的饗宴就會成為一場悶聲大餐。因為據說卡爾·古斯塔夫陛下拒絕用德語交談，哪怕他的王后就是德國人。而赫塔·穆勒的英語也是捉襟見肘。

　　至今很多人還會心有余悸地回憶起1996年的諾貝爾獎晚宴，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是如何在陛下身邊像啞巴一樣捱過四個小時的，就是因為這位國君始終執拗地沉默，毫不掩飾他對座位安排的極度不滿。

　　多次出席過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斯德哥爾摩市民精英們在填寫入場登記表時，總是在“座位請求”一欄中慎重地寫上“請千萬不要讓我和國王坐在一起！”

　　湊巧的是，赫塔·穆勒在斯德哥爾摩人俗稱的“大派對”晚宴上與同是來自德國的諾貝爾化學獎(1988年)獲獎者約翰·戴森霍菲同桌。顯然，兩人的溝通十分融洽。同時，與瑪德琳公主殿下和其他人也能長時間愉快地交談。

　　赫塔·穆勒身著鑲著白邊的樸素黑色長裙，用白腰帶簡單一圍，就這樣置身于一片金縷霓裳的珠光寶氣中———雖然其中很多是人造珠寶。不僅是她的外表，她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只對事物本質的關注。

　　晚宴的侍者由一群芭蕾舞演員擔任，整場晚宴對賓客的服侍如同精心設計的芭蕾舞劇，且不時被來自英國的蒙塔威爾第合唱團(Monteverdi)繁瑣穿插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演唱所打斷。晚宴結束后，赫塔在開場致辭者的引領下登上巨大的階梯來到講臺上。她首先簡短地回憶了一下童年，就切入她在文學組織“巴納特活動小組”的鄉間清寒歲月，接著，敘述了直至今日的柏林生活。其中，她沒有忘記回憶一些已與世長辭的好友，當時，許多在場觀眾都強忍著熱淚。

　　一些院士，如克麗絲緹娜·隆、帕爾·維斯特伯和托爾尼·林德格林，在私下場合就毫不掩飾地表示，赫塔·穆勒早在幾年前就作為候選人之一被評委會盯上了。但是，由于媒體對獲獎者的關注日益增長，對獲獎者而言，這一榮譽有時更像個累贅。這些院士與霍勒斯·恩達爾一樣深諳此理。很多人無不擔憂地打聽這位女作家是否已被幾個月來蜂擁的人群以及這一周的諾貝爾典禮那拘謹繁瑣的節目程序搞得精疲力盡了。今晚，這些擔憂都成了多余，在完成一切正式禮節后，一個精力充沛的赫塔·穆勒令人驚訝地出現在公眾眼前：輕松而又熱情。以往這樣的情況絕少發生，相反地，之前她有時連吸煙時都逃不掉這些禮節和排場。

　　通常，作家們會陶醉于鎂光燈下，并且把長達一周不間斷的公眾注意力、一次次的被接見、被設宴款待、發言致辭、媒體采訪以及不時地被索取簽名當作一種高檔的享受。赫塔·穆勒不屬于這類人。如果誰像她一樣被已知以及未知的敵人經年累月地刺探、監控過，就不可能把自己置身于公眾關注的焦點當成一種愜意的事。盡管這一關注是善意的，但還是不時造成隱私被侵犯的不安感。在她剛剛獲悉得獎消息時，她便明確理智地指出：并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書獲得了這一殊榮。

　　為赫塔·穆勒準備的諾貝爾周活動安排備忘錄看上去足足像一本書，其中包括了八天里將近三十個活動安排。倘若她迄今所著的十九本著作，每一本都能代替她去承擔一個應酬的話，這位女作家肯定能悠哉地度過在斯德哥爾摩的每一天。盡管沒有這種美事，她還是一板一眼地以她的紀律性、自制力和非比尋常的謙遜態度認真地履行了她的義務。如果一個人能夠真正地、自然地做自己，有時是要付出很多代價的。赫塔·穆勒在文學世界里一向能夠找到慰藉，這就是她堅持寫作的原因——— 她在斯德哥爾摩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如是說。寫作對于她來說就是一種“與自我分裂”的嘗試。

　　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

　　在記者招待會上，很多來自羅馬尼亞的記者也出席了。顯然他們也想利用這次機會試圖影響這位女作家對羅馬尼亞一如既往的批評態度，可他們太不了解這位女作家了。在回答“難道您就沒有一點對羅馬尼亞的美好回憶嗎”的問題時，赫塔·穆勒苦澀地笑了。“您是問，我認為(羅馬尼亞)好的方面是什么嗎？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愛國主義的問題。當然那里也有美好的回憶，但是這些美好的回憶是留在那個地理概念里的羅馬尼亞，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概念的羅馬尼亞里的。”她特地補充道，“沒人會對我個人(在羅馬尼亞)的私人朋友圈子感興趣。”

　　當被問到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誰的文風與她相近時，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奈莉·薩克斯(Nelly Sachs)都被提及，但被她排在第一位的卻是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在斯德哥爾摩期間，奧斯卡·帕斯提奧(Oskar Pastior)也被她一次又一次地憶起，不但在領獎演說時，連在私下場合中，他的名字也常在她的談話中出現。

　　慶典的高潮

　　除了她的先生哈里·默克勒之外，坐在她身邊的還有負責在瑞典出版她著作的卡米拉·娜格勒。當其他諾貝爾獎得主把獲獎的喜悅與家人們分享時，聚集在赫塔·穆勒周圍的私人賓客屈指可數。作家及柏林文學小屋的領導者恩斯特·威西納早在他們在巴納特的青春歲月時就是好朋友了，這次他與夫人妮可·海芮伯格共同出席。德國漢莎出版社的老板米夏爾·克律格，還有德國《時代周刊》的發行人之一、同時也是羅渥特出版社前老板的米夏爾·瑙曼，也作為赫塔·穆勒曾經的作品出版人應邀出席。

　　在斯德哥爾摩的這一周，赫塔·穆勒獲諾貝爾獎使得整個節日錦上添花———但不只是她本人，還有她的作品，而能喚醒讀者的卻只有這位女作家本人。并不是刻意的，她的每一個字都映射著內心的態度：在任何形勢和所謂的權威面前都不妥協。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她把這個立場看作是最自然不過的。她在晚宴時的演講被視為整個慶典中的感人高潮，其中也證明了這一態度。赫塔·穆勒表示：“沒有什么比一本書更能強烈地觸及我們的心靈。”人們當然還可以補充一點：還有這位女作家。

    作者：菲麗茜塔絲·馮·羅芬貝格（Felicitas von Lovenberg） 

　1974年生，德國女記者、文學評論者、作家。 1998年進入《法蘭克福匯報》編輯室；2008年以來，負責編輯《法蘭克福匯報》“文學和文學生活”版面，同時主持德國西南電視臺“休息廳內的文學”節目。她主要的工作是文學評論員，2003年，獲阿爾佛萊德·凱爾文學評論獎，2005年出版短篇集《多次戀愛，很少訂婚，絕不結婚———對浪漫愛情的狂熱追求》。

     譯者/鐘弦